見到侯建國的時候,這位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土著”校長像極了大多數科研工作者:身著樸素的綠外套,帶著金絲邊兒的眼鏡,說話慢聲細語,頗有“腹有詩書氣自華”的味道。
作為中國科大的掌門人,他的夢想是有一天,這所大學能夠成為麻省理工學院或加州理工學院那樣的世界級頂尖理工科大學。
在獲得中國科大凝聚態物理專業博士學位之后,侯建國先后到國內外的多個科研院所和知名學府深造。1995年,懷揣著“中國科大夢”,侯建國回到合肥這片凈土,一手籌建了學校的合肥微尺度物質科學國家實驗室。
中國科大、中國大學離世界頂尖高校還有多遠?帶著剖析中國科大樣本的思考,《科學新聞》與侯建國進行了一次深度交談。
《科學新聞》 :在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浪潮中,在“千校一面”的高校擴招潮中,中國科大如何保持“小而精”的理工特色定位?
侯建國:中國科大的使命是要為中國,乃至世界培養科技領袖人物,所以學生要有非常扎實的學術基礎,優秀的學術、研究、工作能力,具備國際視野以及前沿科學的把握、創新能力,還要有責任感、使命感。其實,這就是中國科大和中科院堅持的“紅專并進、理實交融”。
中國需要幾百所很好的大學,但并不是每所大學都做同樣的事情。每所大學只是中國高等教育體系中的一部分,不可能“包打天下”。一所大學若能把份內的事情做到極致,再把全國所有大學的能力和貢獻疊加起來,中國高等教育就是最好的整體。
《科學新聞》 :多年來,中國科大似乎一直在堅守。在您看來,中國的大學在改革中前進的同時是否也應該堅持自身的特色和傳統?
侯建國:面對不斷變化的世界,大學如果一成不變、因循守舊,就不可能承擔起時代賦予的使命,引領知識創新和社會進步。所以,大學在“變”是時勢使然,但是無論如何變化,都應該堅持教書育人的核心價值觀。
一所大學的目標和使命決定了這所大學需要堅持什么和如何變革,也最終決定了其特色和優勢。在中國高校合并擴招、興辦校辦企業和建設大學城的幾次浪潮中,中國科大人始終對自己的使命保持清醒的認識,始終堅持“數量服從質量,有質量的發展戰略”,堅持學術優先、以人為本,堅持不擴招。
但這么多年來,我們并非一成不變,不僅辦學地點從首都遷到中部城市,辦學環境發生了很大變化,而且教育的內容和形式也在不斷創新。
《科學新聞》:您剛才提到了“不變”。不過,您對行政管理部門的改革還是動靜很大。
侯建國:確實如此,因為我們要使大學里育人的“土壤”更加肥沃,大學行政系統就要為老師做好應有的服務,將大學的行政權力對學術權力的干涉和影響降到最低限度。這也是中國特色的“去行政化嘗試”。
因此我們在四年前建設了學生服務中心、行政服務中心,把各部門為師生服務的功能整合到一起,為師生提供“一站式”便捷服務。
我們覺得,學校管理者應該把更多的時間和精力放在為科研人員和廣大師生創造條件和解決困難上,使他們的好奇心、原動力得以持續,這就是學校現在大力倡導的“服務創造價值”的理念。
中國科大一直以來就有尊重學術、尊重人才、民主辦學的傳統,我們在行政管理方面的改革,就是要發揚這樣的優良傳統。這也從另一個側面體現了我們在“變”中的“不變”。
《科學新聞》:中國科大的雛形,是由中科院的院所抽調力量組建的。在新形勢下,中國科大如何傳承科教融合的理念?這是否是成為世界一流大學的優勢?
侯建國:這肯定是很大的優勢,也是我們的根基。
中國學生雖然數理化的基礎打得牢,但創新能力還不夠。怎么解決這個問題?就是要保持基礎寬、厚、實的優勢所在,同時增強學生的創新能力和開拓精神。最可依托的就是中科院各個研究所。
我們希望通過科教結合的網絡和體系,使得中科院科學家關注的前沿科學問題,不斷反饋到人才培養的第一線,形成中國乃至全世界獨特的科技英才培養體系。如中國科大的英才班教育,就是我們要怎么在“變”中保持“不變”的產物。
我們建立起了人才培養、學科建設與科學研究三位一體的科教結合網絡,與中科院12個分院和18個研究所建立了全面合作關系,簽訂相關科技人才培養的協議,已經辦了11個所系結合的英才班,共建了17個聯合實驗室。
我們的科教結合會適時地調整、開辟教育方向。比如,我們和合肥等離子研究所合作設立了核科學技術學院。他們的大科學裝置在國際上也是做得最好的之一,又是我們的兄弟單位,我們就一起商量思考了這樣的定位:中國的合肥,要成為世界核聚變的科學研究中心和人才培養中心。
《科學新聞》:科教融合,是否意味著研究型學習的比重會加大?該如何促進研究型學習?
侯建國:是的。我們講科教融合的理念,同時加強研究型學習,將原來基礎課的二學期制改成三學期制,鼓勵學生跨系、跨學科選課。還開設各種暑期課程,拓展學生的眼界,允許學生可以三次自由轉系,現在已經做到百分之百自主選擇專業。
我們希望培養學生掌握發現、解決問題的方法和能力,同時壓縮、砍掉不必要的、已經落后的專業課。既保持中國科大基礎寬厚的特點,也更好地做到專業的“精、新、活”。
同時,中國科大雖然是以理工科為主的學校,但是我們也在積極發展獨具特色的管理和人文學科,把培養學生的科學精神、合作意識和批判精神作為我校通識教育和人文素質教育的主要內容。
《科學新聞》:學習效果的呈現,部分依賴于評價體系的建設。中國科大是如何豐富學生評價體系的?
侯建國:正是意識到了評價體系的建設對學生學習具有重要的導向作用,所以中國科大近年來對獎學金制度進行了改革,把學生評獎從一個“結果”變成了“過程”。
新修訂的獎學金評審辦法突出體現了“學術優先、學生參與”的理念,由各學院學術委員會、教學委員會、教授委員會代表和學生工作負責人組成評審組進行評獎,評獎程序與過程更加公開,有更多的學生與老師參與。
最重要的是評獎觀念導向的變化。過去,中國科大評最高獎——“郭沫若獎學金”是以考試成績作為唯一評選標準。“郭獎”評審辦法改革后,則更加重視綜合素質,鼓勵同學們既要努力學習,也要注重全面發展,使“郭獎”獲得者在學生中發揮了積極的標桿作用。
《科學新聞》:這是否意味著,在精英教育變成通識教育的大趨勢下,中國科大仍然堅持培養尖端科技人才?
侯建國:是的。我們做的英才教育,一是要“保底”,對基本學業課程要嚴格控制,有一定的淘汰率。同時更是對學風的“保底”,對考試作弊的學生要堅決開除。對優秀的學生則不設“天花板”,盡可能提供足夠的發展空間。
比方說在中國科大,即便是本科生也能找到挑戰自身能力極限的項目、課題、課程。比如量子力學這門課就分成了ABC三檔,A是必須達到的,C就是研究生水平了。優秀的本科生在讀時就可以學習研究生課程。
《科學新聞》:目前,很多二線城市的高校留人是大難題。中國科大地處合肥,卻仍能吸引一大批優秀的教學科研工作者,秘訣是什么?
侯建國:我們也沒有什么“秘訣”,就是一心一意、千方百計地給教師提供好的工作和生活條件,提倡以學術為本,治學環境好。
怎么給老師寬松的環境?中國科大的教師隊伍也定崗定編,也要進行必要的考核,擇優汰劣。但中國科大沒有走到另一個極端,按照課時、SCI文章給教師“記工分”。教育產出是精神產品,不能一概按金錢來量化。給大家設立、劃定不必要的條條框框,禁錮創新思想。我們3~5年才對教師考核一次。
在高端人才引進方面我們的深切體會是,薪酬待遇是吸引人才的一個重要因素,但不是首要因素,高端人才更顧慮的是“水土不服”,無法繼續開展高水平的科研工作。
所以,我們通過建設以人為本的服務環境、構建開放的公共實驗平臺和營造濃厚的創新氛圍,為他們繼續開展工作提供強有力的支持。
我們在數字圖書館、網絡中心、數字校園上等硬件上投入近億元,加上公共實驗中心共投資3億多元。我們的理念是,與知識傳授與人才培養有關的資源,在中國科大校園里要像水和電一樣隨時都能用。
依靠物質待遇也許只能留人一時,我們從根本上依靠的是人才對中國科大理想信念和核心價值觀的內心認同感來留人,這才是長久之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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