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青報：肖傳國雇兇傷人的警世價值

　　真學者在研究和發現中實現人生價值，從不滿足現有知識和流行觀念，以百折不撓的精神迎戰并克服困難，探索未知世界，內心始終充盈。偽學者人生的主要目的則在于獲得更顯赫的地位、更大的權力、更多的金錢和更高的榮譽，“夸逞功業，炫耀文章，皆是靠外物作人”，靈魂永遠空虛。

　　在學問上，偽學者把心思重點放在鉆營上。真學者將研究視為目的自身，具有執著的追求和獻身科學的精神，賦予學術以一種與生命同價的內在的神圣性。偽學者把研究當成沽名釣譽的手段。他們信奉成功就是一切，手段可以不計，而衡量成功與否的唯一標準，就是是否擁有地位、權力和榮譽。

　　1991年5月，湖南省政府首次提名推薦袁隆平為中國科學院生物學部學部委員，當年生物學部新增的學部委員有34人之多，而袁隆平卻榜上無名。1993年，湖南省人民政府再次申報推薦，袁隆平仍然沒有評上院士。這個結果在國內外產生強烈反響，有報道甚至認為：“袁隆平評不上院士比評上引起的震動更大。”但袁隆平的態度很坦然、很超脫，他平靜地說：“我沒當選為院士，說明我的水平低。再說我搞雜交水稻研究，也不是為了評院士。”

　　2005年，肖傳國經過自己和所在單位的“不懈努力”，終于成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候選人。同年9月，方舟子指出，肖傳國的申報材料有假，在“肖氏反射弧”理論指導下的手術療效也值得懷疑。在與院士失之交臂后，肖傳國聲稱：“如果沒有方舟子，我應該早就是院士了。”“我要親自報仇雪恨……本教授有恩必報、有仇必報。”

　　丘成桐曾說，國內“很多年輕教授想著怎么評上杰出青年等獎項，到了四五十歲又想著當院士。他們看到的是物質好處和社會地位，而不是發現科學精要時帶給自己內心的快樂。”肖傳國是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泌尿外科主任，博士生導師，曾是973國家重點基礎研究發展計劃首席科學家……但有了這些，他還嫌不夠；為獲取中國科學界的“最高、終身榮譽稱號”，無所不用其極。在院士夢破滅后，他惱羞成怒，在自私、貪婪和狂妄心態的驅使下，“一舉錘成千古恨，再回首已百年身”。

　　愛因斯坦在悼念居里夫人時說：“杰出人物的道德品質可能比純粹理智的成果對一個時代以及整個歷史進程所具有的意義還要大。不僅如此，甚至后者的取得也要在極大程度上依賴于道德境界。而且這種依賴程度比通常認為的大得多。”

　　肖傳國犯事后，有人感到惋惜，說他業務能力強，情商很低。其實，一個思想境界不高的人，在業務上，很難有大的建樹與成就，因為“德者，事業之基，未有基不固而棟宇堅久者”。

　　一部人類知識的進步史，傾注了無數立志獻身于自己所摯愛事業的學者與科學家的心血和汗水。沈從文談徐志摩、梁思成、林徽因和金岳霖，說這些人有個共同特點，就是對工作、對學問熱愛達到癡迷的程度。丁肇中40歲獲諾貝爾物理學獎。他對自己成功秘訣的概括是：“與物理無關的事情我從來不參與。”而肖傳國這樣所謂的“頂尖學者”，卻是依靠私心和利益打造出來的。他信奉“功夫在詩外”，而非一心向學；朝秦暮楚、患得患失，縱然有些天賦，也很難全部用到正當的地方。

　　為學以誠信為本，靠剽竊和造假，永遠成不了大師。好的學者，內心清澈、底線堅實，立業建功，腳踏實地，從而能夠將科學事業點點滴滴地推向前進。而壞的學者，則因缺乏起碼的德行和操守，不甘使笨工夫，不甘坐冷板凳，樂于投機取巧，弄虛作假，招搖撞騙，取得的所謂的“成果”，無論多“偉大”，多“領先”，無非是“水中月，鏡中花”；所獲得的地位再“高”，名聲再“大”，無非是構建在沙灘上的海市蜃樓。

　　厚德方能載物，性格決定命運。好的學者通過治學修其身、養其性、厚其德、弘其量、大其識，有不屈的意志和平常的心態，遇一番橫逆，便添一番氣宇，“以逆境為園林”，能夠從容面對任何失敗與挫折。他們謙虛謹慎，不給自滿和自大留下絲毫空間；他們樂于接受別人的批評和質疑，因為他們深知，真金不怕火煉；人類有太多未知的領域，接受不同意見有利于堅持真理，修正錯誤。

　　壞的學者，則德薄量淺，聽不進異見，容不得批評，受不了挫折，人譽則喜，人毀則怒，順之則喜，逆之則怒，且睚眥必報。肖傳國說：“我和方舟子、方玄昌有多年的仇恨，實施報復是氣憤之下忍無可忍所為的，覺得沒有別的渠道能解決問題。”其實，如果肖傳國是一個有雅量的學者，他就不該對對自己提出批評和質疑的“二方”產生如此強烈的不滿和仇恨；即使產生了，也應將這種不滿和仇恨轉化為自己加倍工作的動力，用真正的成就和成果證明自己，“報復”他人。

　　肖傳國雇兇襲擊方舟子事件被曝光后，其所供職的大學迅速發表聲明稱，“肖傳國教授涉嫌故意傷害罪純屬個人行為”，這立即遭到媒體和眾多網友的質疑和抨擊。

　　在這一現象背后，存在一種被人們忽視的社會心理定勢：作為對“革命年代”傾向于將成就歸因于集體，將錯誤歸因于個人做法的反動；現在的人們，則傾向于將成就和成功歸因于個人的奮斗和努力，而過錯和責任，往往被一股腦兒推給他人、體制與社會。因此，近年來，每有剽竊和造假等丑行被揭露，總會有人或質疑打假人的動機，或將“犯罪”的原因歸結到社會公正、公平的缺乏和社會風氣的不良。如肖案發生后，就有人稱“肖傳國教授是私人偽學術打假和媒體審判的受害者”。有評論則說：“長達十年的方肖之爭，其實深深反映出中國科研體制、學術評價乃至司法、社會環境的痼疾與畸變。”

　　近年來，在一些評論家、學者和媒體人眼里，學者似乎只有變壞的理由，沒有學好的道理。因為在這些人看來，今日的學界，尤其是大學，太黑暗、太丑陋、太骯臟。所謂重點學科和教學基地建設，無非是些騙人、騙錢的把戲，各種獎項的評比，包括院士的遴選也并非憑科技創新和學術貢獻，而是靠包裝（把許多人的課題和成果算在一個人的身上），靠攻關（專門抽出人員、撥出巨額公關費去為本單位候選人拉關系、拉選票）。肖傳國就認為，自己沒有被評上院士，是因為方舟子的質疑，也因為自己“從不搞關系”，別人評選，“賬上就花了500萬”，而自己每次只花2.5萬元。”在這樣的環境下，蠅營狗茍之輩要錢有錢，要名有名，要權有權，風光無限；老老實實做人，踏踏實實做學問的學者，則默默無聞，甚至永無出頭之日。

　　這樣的描述，形象又生動，可惜帶有夸大和渲染的成分，不夠實事求是。退一步講，即使這一切都是真的，也不能成為肖傳國之流推卸責任和罪責的理由。道理很簡單：任何社會，都有真善美，也有假丑惡。治世壞人壞事少，亂世壞人壞事多。一個人，生活在好的社會成為好人的機遇多，生活在壞的社會成為壞人的可能大。但無論何時何地，好人就是好人，壞人就是壞人；任何社會都不能抹殺真與偽，善與惡，美與丑的界限，都不能對為非作歹、作奸犯科的行為毫無原則地一味忍讓和寬容。

　　個人主體意識、自覺意識、道德意識和責任意識的重要性不斷被降低、被漠視，其結果必然是剽竊造假者只知責人，不知反省，甚至覺得自己很委屈，很無辜、無助和無奈：“大家都抄襲、都造假，憑什么就該我倒霉。”在社會層面，則導致善惡不分，美丑難辨，崇高與渺小、高貴與卑劣之間沒了界限，正義得不要伸張，邪惡受不到鞭撻。丘成桐就很感慨：在當今中國，“抄襲者被發現后還大搖大擺地走在學校里，真的是很奇怪。”

　　世界上并不存在學術環境的“世外桃源”。說句公道話，目前中國的學術環境，不很好，但也不很糟。而且，真學者，好學者，即使在惡劣的環境下，也會潔身自好，不會不做學問，更不會自甘墮落。革命導師馬克思一生多生活在貧困中，卻也在思想和學術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他寫《資本論》，既不是為了獲獎，也不是為了評院士。愛因斯坦則說，居里夫人“一旦她認為某條道路是正確的,她就會毫不妥協持之以恒地追求到底，在無法想象的極端困境中，她仍然保持專注與執著。”《管錐篇》的主體部分，則是錢鍾書在大家都認為搞不成學問，也不搞學問的環境中完成的。

　　今天的學者，相當于我國古代的“士”。“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錢穆晚年曾說：“士是中國社會的中心，應該有最高的人生理想，應該能負起民族國家最大的責任。更重要的，是在他們的內心修養上，應能有一副宗教精神。”他還說，今天中國的知識分子，只接受了西方的權利觀念，沒有接受他們的宗教精神，只講個人權利，不講仁愛與犧牲，學者不再是士，也沒有成為西式的“知識分子”于是，士農工商“四民中少了一民——士，社會驟然失了中心”。

　　或許肖傳國雇兇傷人案件的發生，從一個側面證明了錢穆先生的遠見。但我的看法依然樂觀，因為只要袁隆平的品格與獻身精神所具有的力量，活在中國知識分子的心中；只要監獄和道德法庭而不是學術殿堂，成為肖傳國代表的力量唯一應該去的地方，中國的科學事業就會擁有一個光明的未來。（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