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妨以市場方式“買”科研？

　　 當下，對研究人員來說，不論是政府還是非政府研究項目，經費的使用、報賬，都是一個令人頭大的事。

　　其一在于先要作詳細準確的經費使用預算報批，獲批之后使用時，只要其中某一項的實際開支金額超出預算，就得修改預算重新報批。由于誰也不可能將預算與實際使用算得那么精準，所以這種修改不僅難以避免，而且往往會是多次。

　　其二在于很多經費報銷規定不合理，使不少實際用于研究項目的開銷不能報賬。如研究人員自己開車做課題調研和搜集資料等，但其間消耗的汽油費卻不在可報銷之列，至于汽車折舊費更不用想。

　　其三在于報賬時，不僅要填復雜的報賬單，粘貼很多票據，還要一一加注說明，找領導簽字，然后拿到財務部門逐一審核。審核無事還好，一旦有問題，又得重新折騰一遍。

　　從另一方面看，經費代管單位的相關管理工作也不輕松。代管領導要經常審批經費預算以及修改后的經費預算。財務人員則要對每筆報賬單的票據逐一核算。煩瑣的程序拉低了管理效率，方使等待報賬的人積壓得越來越多，排的隊越來越長。

　　既然現行研究項目經費的財務管理制度既不盡合理又如此低效，讓兩方面的人都不勝其煩，怨聲載道，就應盡快對其進行改革。

　　那么，能否用市場化的交易方式予以化解？即將項目研究視為項目出資方購買項目研究人的商品即研究成果的交易。正如市場交易中，每個商品購買者只要覺得某商品值得購買也值這個價，都不會也不需要問商品生產者生產這個商品消耗了哪些成本一樣，項目出資方也不必管項目研究者究竟怎樣使用這筆經費，只要屆時能得到符合自己預期的研究成果就行。

　　一直以來，政府高層管理方有這種觀點：項目研究人員身為高校或者研究機構的專職人員，其本職工作就是以專業研究為主，政府及單位已經為此給予固定工資作為報酬，在這種情況下，當他們承擔政府項目或社會項目研究時，如果再讓他們以勞動報酬的名義從項目研究經費中直接領取現金，就超出了其應得的報酬，違反了按勞分配原則。

　　但事實上，研究人員從事一些自己申請來的項目的研究，相當于是在干“額外”的工作。因為那些從不申請或申請承擔不到政府或社會項目的人，同樣也有政府提供的固定工資。甚至很多情況下，這些項目承擔者是在優先完成本單位工作的前提下，利用自己的閑暇時間做額外的項目。由此，那些不從事項目研究的人們，包括各級管理者，就不應該只看到項目研究人員拿了多少項目經費，而看不到他們的辛勤付出。

　　需要注意的是，一旦以市場交易的方式購買研究成果，作為出資方的政府，就不應仍以現行的粗放管理方式開支研究經費，而應想方設法以最經濟的價格買到最佳的研究成果。為此，如果是政府提出的研究項目，就要嚴格以政府采購招標和研究人員充分競標的方式展開交易，從而使政府采購能達到物美價廉的效果。如果是政府資助某些研究人員的自選項目，就應通過制定統一的計算標準，再依據完成項目的所需工作量和必要的物質性成本核算出具體采購價。

　　至于為什么只談作為出資方的政府，而不談作為出資方的非政府機構，如企業，是因為后者請人作研究是花自己的錢，本來就十分在意投入產出比，在這個問題的處理上往往要比政府更會精打細算。

　　實際上，以往政府出資獲得的研究成果，的確出現過價高物不美的情況，浪費了納稅人不少銀子不說，也沒有可喜的收益。例如人文社會學方面的重點項目和重大項目，均有數十萬元（從20萬到80萬元不等）的經費，雖然其成果量往往也很大，一般都是一本、幾本或一套書，但其觀點、內容的創新性，有時卻未必抵得上一部沒有任何經費來源的專著，甚至也抵不上一篇具有原創性的高質量論文。

　　這就又說明，采用市場交易的方式購買研究成果，在收獲簡化報賬事宜等好處的同時，也為納稅人節約了經費。若上論不虛，那么這等與國、與民、與學術研究都有利的事，試一下又有何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