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永賢：生活是行動

　　人物介紹：

　　余永賢，廣東臺山人，1947年2月生于香港。 

　　德國比勒菲爾德大學教授，英聯邦科技管理聯盟創會會員及香港代表。 

　　曾擔任香港科技促進會副會長，澳門大學校長高級顧問，法國巴黎經濟合作組織發展中心經濟師，香港工程師學會友人院士，香港建設管理交流中心創會董事。

　　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多次出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科技政策部顧問，協助發展中國家規劃科技政策。　 　　

　　認識余永賢多年，直到不久前采訪他，才知道這位科技政策專家，也彈得一手好鋼琴。幾十年來，他的科技政策觀察、研究、實踐的足跡，跨越了歐、美、亞、非大陸。

　　出了國才真正意識到自己是中國人

　　余永賢1947年生于香港，1967年香港大學畢業后，留學美國俄勒岡大學及英國牛津大學，后在德國、法國、意大利、丹麥等地工作。 

　　第一次邁出國門，余永賢說：“到了國外，才真正意識到自己是中國人。”有一件小事，讓余永賢至今難忘。

　　在美國留學期間，學校舉辦了一次慶祝活動。來自世界各地的學生們，為大家演唱自己家鄉的民歌。余永賢從小就會彈鋼琴，在音樂上頗有造詣，此時才發現自己對中國民歌了解得太少，而更多的香港同學，則只會唱英國民歌。

　　這件事對他觸動很大，他說：“在那種環境中，我更清楚地感到自己是中國人，卻對中國的民歌了解得這么少，真是慚愧！”

　　在歐美的游歷生活，使余永賢逐漸意識到，“有些問題，要從國際的角度去審視”。 

　　做什么最能貢獻社會

　　1977年，回到香港，在香港大學任教8年。

　　不久前，一位早年的學生，去拜訪他，談起當年的舊事說：“您曾經對我說：人不僅要會表達，還要會傾聽。這句話我記了幾十年。”

　　那是1981年的一次對話，如今這位學生已經是香港理工大學的副校長了。順口說出的感想，能對學生產生這么大的影響，讓余永賢感到意外的同時，更讓他感到責任。 

　　談起做教師的經歷，余永賢說，對學生來說最困惑的問題之一，就是“我畢業后應該做什么”。

　　余永賢說：“我很少直接回答，而是給出三個問題，讓他們自問。”

　　“我最喜歡做什么？”“我最擅長做什么？”“我做什么最能貢獻社會？”

　　余永賢早年喜歡哲學，上大學時學的是理論物理。上世紀80年代以后，轉向科技政策研究。早年讀到了一句歌德的話，一直是他人生的座右銘：“生活是行動，不只是思考。”

　　作為科技政策的學者，他也以這句話來衡量政策創新。

　　在他看來，任何政策理論上的創新，在亞里士多德和柏拉圖后，都無非是在前人基礎上略有推進，而將某一目標付諸實現，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創新。

　　因此，在給學生的三個自問中，余永賢認為，最后一問，也是最為重要的一問。

　　把鞋子賣給不穿鞋的人

　　1989年，余永賢在香港城市大學開始了產學結合的嘗試。“這在當時的香港，是沒有人嘗試過的事，大多數人都說，很難！”

　　余永賢打了個比方說：“這就好比是把鞋子賣給不穿鞋的人。”不穿鞋，鞋子自然賣不出去。

　　余永賢下了點功夫后，說：“其實不難。”因為不習慣穿鞋，所以如果換個思路，會發現其實空間很大。

　　具體到企業，如果只給他們一個“菜單”，他們會說，這里面的我們不需要。如果換個思路，不只給他們一個“菜單”，而是幫助他們分析、了解，怎樣讓他們已經擁有的東西更好地發揮作用，就會找到雙方都滿意的合作點。

　　1990年，余永賢在香港城市大學，建立起香港第一個在大學里的“科技園”，成功地引進了企業與大學合作。

　　最“老”的經濟學學生

　　1992年，45歲的余永賢又回到學校，這次他到牛津學習經濟學。“經濟是政策的語言，一個國家政策的核心是經濟，并圍繞此，進行資源分配。” 

　　到牛津后，余永賢結識了一位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同學，這位同學也姓余，小余永賢兩歲。他對余永賢說：“你來了正好，本來我是這里最老的學生，現在最老的學生是你了。” 

　　學了經濟學，余永賢更深地認識到，搞科技政策的要懂經濟學，“科學本身也是一種國家項目，也遵循經濟學法則”。“可惜的是，如今國內外搞科技政策的人，系統學習過經濟學的很少見。” 

　　在學了經濟學之后，余永賢把經濟學中“市場失敗”的概念，引入了科技政策的框架。　

　　市場失敗　

　　搞經濟學的人都知道“市場失敗”這個概念，有些東西光靠市場是發展不起來的，比如說科技。大家都知道科技對社會的促進作用，同時科技也是一個回報非常分散的領域，需要國家集中資源去做——醫療也是如此。

　　科技、醫療都是“專家物品”（expert goods），這種產品很難被消費者，甚至市場去判斷其價值。打個比方說，你去買一件衣服，顏色、款式、面料等等，消費者可以自行判斷其價值。

　　而如果你去醫院，醫生說你該做怎樣的治療，大多數人在治療后，也無法判斷是否該接受這樣的治療，其價格是否合理等等。科技也是這樣一個極其專業的“產品”。

　　“中國是一個不完全成熟的市場，市場失敗的比率比起成熟的市場，要高很多。”

　　“讀歪書” 

　　“讀歪書”是個廣東方言，余永賢用這個短語，形容把發達國家的經驗直接拿到國內用的學者。

　　在他看來，發達國家科技水平高，市場運作良好，極大地降低了市場失敗的比率。這是中國與國外發達國家不同的地方。

　　一些學者從國外學來了一些優秀經驗，直接拿到國內使用，結果發現根本行不通，轉而批評國內的種種問題。 

　　“其實不是我們的錯，也不是人家的錯，而是兩個社會發展水平不同。”余永賢說，“不能直接套用別人的經驗和做法。”

　　文化香港 

　　將平生所學付諸實現，是余永賢事業上最大的追求。由于殖民地文化的影響，香港的科技發展滯后，作為一個香港科學家，他期望以自己所長，改變這種局面。 

　　在德國比勒菲爾德大學從教多年后，如今余永賢將陣地轉回了香港，記者采訪他的時候，他正在香港大學籌建科技政策中心。

　　由于科技水平落后，香港的科技政策研究也相對滯后。他說，在香港組建科技政策研究中心，并不容易，就像50年前，剛剛有了電腦專業的時代，人們不知道該把這個專業放在數學系，還是工程系。

　　“如今的科學也不是50年前了”，那時候，做什么項目，不做什么項目，幾個人坐在一起商量商量就可以了。現在，這是一門學問，要進行系統、深入的研究。

　　科技政策是一門決策的學問，這門學問做得好了，可以幫助香港的科技盡快地趕上來。

　　“將平生所學付諸現實”，對余永賢來說，他最終要付諸現實的，是打造一個“文化香港”的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