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華人經常被人類學家看作與猶太人相似的“散居民族”，可是在中國境內，一些族群的存在何嘗不也近似散居民族？例如潮汕人和莆田人，他們散居各地，經商為業，卻拒絕融入當地，總是回到老家娶妻生子、在鄉鎮間攀比著蓋起住宅，形成與其它城市面目雷同而迥然有異的“有機城市”。
只是，當其中一個典型的“有機城市”社區，安福小區，演變成全國最大的假鞋貿易中心后，還沒有人關心其中的人類學意味，例如與之比較的普寧小商品市場，或者迪拜的傳統市場、香港的重慶大廈、和拉各斯的商業區，然后從中發掘近年來莆田系醫院、莆田假鞋等現象背后的“族群機制”。或許正是一些族群共享的心理紐帶，才將散居各地的莆田人凝聚在一起，不僅共同從事醫院、木材、鞋業等，也共同抵御著外界所有的誤解乃至歧視。
比如說，早在上世紀80年代初，全國到處可見為了謀生、在商場一角租賃修理手表柜臺的莆田籍個體戶，他們當中雖然沒有出現黃光裕，但是與此同時全國幾乎所有城市電線桿上貼滿的“專治性病老軍醫”的小廣告，卻標記著莆田人散居、討生活的分布。人們大概很難想象多年以后，這些小廣告演變成國內規模最大的民營醫院體系。
更難想象的，當今天從珠三角、長三角屢屢傳來外資工廠關門轉移、當地工人面臨大批失業的消息，莆田一度繁榮的運動鞋代工行業在1990年代末、21世紀初也經歷了類似的痛苦。只是，他們沒有像鄰近的泉州發展出安踏、361之類的本土品牌，卻走向了大規模仿造原先代工品牌的道路。
隔絕，或許是一個較好的解釋，這種隔絕，可能是數千年以來的長期集體心理積淀。John Mauldin，一位獨立政治分析師，去年提出了一個假說，認為中國的地緣政治型態如同大陸荒原中的一座孤島：與多達14個國家共享邊界，世界僅有，但是這些邊界多為難以逾越的地理分隔；東南面水，歷史上只有三條向外的通道，分別是連通越南的小道、向西的絲綢之路和西伯利亞荒原，形成漢地心臟地帶的與外隔絕。
這種大陸孤島的心理輻射，遠比日本列島的封閉性更強，既缺乏所謂海洋文明的傳統，自明以降海禁凡500余年，也可能繼續塑造著今天全球化時代單向鎖國筑墻的集體心理基礎，而且，更重要的，這種封閉性的結果，如同民族主義理論大師蓋爾納對中國的斷言，內部封建化的分隔根深蒂固妨礙著現代民族國家建構的進程。莆田，在中國的大陸孤島里，仿佛又是一個小小的孤島。
回溯至傳統社會，不獨莆田，整個福建商人都因操“鳥語”、著“皂襪”而迥異于其他地方。莆田當地方言又是其中更為殊異者，與北鄰福州、南邊閩南都難相通，陷入了雙重的語言孤島一般的語言隔離。這種語言隔離當然是在中原移民后因為福建特殊的地理結構而逐漸形成的，又因當地人民的選擇而出現分化。
福建三面環山與他省隔絕，自成獨立小流域，且可耕地少，僅有東面面對太平洋，每年季風季節可順黑潮南下，這也是福建傳統出海、下南洋的原因之一。在這種隔離于外省、隔離于中國主流社會的地理條件下，人們自古以來便有兩條人生道路：讀書出仕，或者，經商移民。也因此產生了、并且不斷再生產著精英與草根階層兩套平行價值觀體系。
前者，如傳統科舉考試中，福建籍進士和狀元比例都占全國前茅，莆田籍又占其中最多，他們是所謂傳統社會形態中所謂儒家價值的承擔者。時至今日當地書香門第還是頗受尊重，各地、各行均有莆田學子的佼佼者，應該明顯超出人口比例許多。在老城和鄉間保持完好的深宅大院門楣上都能看到各種加封、官爵名號，而幾乎所有無論新舊獨棟民居上，也能看到濃厚的尚學、耀祖遺風。也就是另一方面，在巨大的生存壓力下，任一販夫走卒都堪稱人精，長于生計，在艱難討生活、討海、討世界的日子里追求著家族財富和地位上升。
這可以解釋莆醫系的最初動力；也可以解釋長樂、福清的底層階級自1980年代開始的偷渡浪潮，或者閩南農民們1970年代剛剛開放集體經濟就紛紛從事所謂“投機倒把”，包括走私，奠定了今天民營經濟的基礎，賴昌星只是其中之一；也可以解釋福建自明、清海禁以來從未斷絕的下南洋、經商風俗，以至于清末的廣州十三行除了一家皆為閩商，莆醫們和福建其他地方的平民們，不過是在1980年代的改開時代重新開始了一個中斷許久的原始資本主義進程。
不過，對后者，也就是莆田的草根階級或者泛泛意義的莆田人來說，這種資本主義的倫理觀到底是什么，并且如何與精英意識相融通？這才是莆醫現象中最有趣的，如莆醫與軍隊醫院的勾結、走上層路線等等。這一點或許可以用標準的政商庇護關系或官商勾結資本主義模式來分析，卻容易忽略吾鄉吾土的草根主體。否則，很難理解，相比溫州人在歐洲、福清長樂人在北美經常表現的狹隘地域觀與當地商業倫理的緊張，莆田人在東南亞、在歐洲或北美鮮少類似的倫理沖突。
近年來，歐美的人類學者對莆田的研究發現，莆田存在著相對特殊的泛神崇拜，作為莆田家族乃至地域認同的強力紐帶和網絡。或許能夠解釋莆田資本主義模式的內卷化，即家族倫理至上，并排斥國家與社會主流的價值。換言之，莆田人對血統關聯的重視超出平常許多，對家族和家族利益的強調也可說是至高無上，幾乎就是當地唯一正確的“民間憲法”，可以超越大眾或社會倫理乃至法律。
同時，這些家族倫理卻是由許許多多神祇在保佑。他們通過祭拜各種神，不僅獲得安慰，而且擴展著家族和地域的時間與空間，形成了廣泛卻密集的地域認同關系，也就是莆田人的世界觀。如丁荷生和鄭振滿對莆田以及新加坡等地的文化—地理信息分析所得出的發現，莆田鄉間普遍存在著所謂“儀式聯盟”，平均每個村莊有3.2個血統家族，同時4 .8個村莊結成一個祭拜的聯盟，每個村莊平均擁有3.6間廟宇，有的多達18間；而每間廟宇平均供奉著4.01尊神，最多可見35個神，平均每個村莊14.5尊神。
我在莆田鄉下便經歷了幾次“巡游”活動：每年都由一個村莊的若干大姓負責組織祭拜，神像和祭拜隊伍會在元宵節前后穿過“儀式聯盟”的幾個村落，活動結束也是連續幾天大戲的開始。對住在城里的莆田人來說，也不例外，每年春節的幾個日子更是全城人民集體出動到鄰近山上的寺廟搞連續祭拜，幾乎不分佛、道差別，當然也包括莆田神祇的代表——天后。即使遠在臺灣，天后的信眾也要每年渡海前來朝圣，這種朝圣行為在漢地的各類神仙崇拜中幾乎是絕無僅有的。
相比家族氣息和元宵祭拜已經十分濃厚的泉州來說，莆田的這種村落間的“泛神祭拜”更為普遍、熱烈，卻無泉州每年元宵燈會游行那般有著全市規模的公共性，且歷千年而不衰。
如此情景，像極了意大利的西西里，區別只在于西西里人對天主的一神崇拜。在貧困和柑橘貿易中，西西里誕生了黑手黨，在外為所欲為，在西西里島內卻維持著和平與秩序，維系他們的信任紐帶也是家族和信仰。而對真正的莆田人來說，在外或對外如何失信或者違法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不能得罪自己人特別是家族，家族倫理和地域認同超越一切。性病診治的倫理正在這里，對外人如何處心積慮發其性病財，對他們來說并無倫理上的不適，只是一門生意而已。
在莆系醫院的內部，永遠是莆田方言主導著公司高層，形成一種奇妙的地域資本主義。在忠門、東莊以外的其他莆田人，也深諳其中道理，不去莆系醫院就是，或有口頭譴責，也會理解。一個半封閉的市場經濟并沒有催生出什么普遍的道德倫理，接通散居各處莆田人的是傳統小共同體的倫理觀。
制鞋業也是如此。作為中國曾經最大的國際運動鞋代工產業基地，因為成本上升、臺資轉移而面臨與今日珠三角部分產業相似的困境，或是出于自救，然而當地資本并不能匯聚起來推動轉型，而是落入了家庭為單位、小資本的分散生產模式。
他們繼承了原先陳舊的技術和工藝，針對低收入消費者，以仿冒技術含量不高的時尚運動鞋為主要產品，以電商自營小店為主要行銷渠道，倒是保留了原先大部分本地就業，卻也失去了創新能力，更無品牌塑造能力。而銷售這些產品的電商或零售，既受互聯網防火墻保護，也因中國普遍保護知識產權意識薄弱而受益，本地工商部門也是睜眼閉眼，結果便形成一個“形同鬼市”卻規模巨大的莆田假鞋產業。
按照丁荷生的解釋，這是莆田人對外界條件持續變化的一種保護性反應，以血統和祭拜結成的內部網絡，能夠幫助他們超越莆田以外和海外的各種跨地域貿易和文化，形成一種別致的地方文化并與大一統模式相共處。而對他們的評價或者共處，其實完全取決于更大范圍的制度與文化體系，包括精英文化與草根文化的融合問題，也包括地域間的融合。
而最關鍵的，或許如同著名民族主義理論大家恩內斯特·蓋爾納曾經給出的悲觀論斷，中國“作為一個按農業社會組織起來的，根本不適用民族主義原理、政治與文化體的集合、同質性、以及各政治體內的文化流派性質”。
太多的成見和太多的制度藩籬，形成了中國土地上太多封建化或語言孤島如莆田一般的資本主義，中國所謂的民族國家進程仍然被封建分割著，與蓋爾納意義上的工業民族概念格格不入。而莆田假鞋或者莆醫或許只是其中一個文化經濟現象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