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唐曉峰：北大聘請外國學者也要提高門檻

　　 北大5月5日宣布啟動的“燕京學堂”項目不無爭議（詳見6月18日《中國青年報》“冰點周刊”、5月25日《東方早報》“上海書評”），校方7月9日與部分在校師生代表舉行的溝通會達成的共識也頗為有限，還需要多輪理性、平和、有建設性的平等討論。在前些時的“‘燕京學堂’與大學改革”座談會上，我就講過，具體談到與這一項目相連的“大學改革”議題，我記得好像是從把系變成院、從大學合并開始的，之后各種問題都出來了。我們好像在奮勇往前走，卻很少反思我們做的對不對。在當下的“大學改革”里，缺乏一個總結的機制，好像只要一個新舉措接著一個新舉措出現，就是改革。其實，如果沒有反思和總結，會產生思想混亂。大學改革的初期需要勇氣，現在的改革進行了那么多年，應該作一些理性總結了。有的時候，我們可能意識到某些做法欠妥當，但沒有明確的總結，只是不再提它了，進而再拿出一個新招，這樣就算過去了。當前的“大學改革”，需要深思熟慮的方案，如果提出的是一個戰略性舉措，就屬于改革中的一步大棋，從最開始就要非常謹慎地進行操作。

　　剛聽說“燕京學堂”計劃時，我以為不過是又一個新項目，后來發現它的調子很高，這就不能不引起我們的特別關注了。“燕京學堂”擬建為住宿式學院，最初號稱將實行封閉式管理——作為北大真正主體的學生將來可能不能進這個區域，這個思路是怎么出來的？須知，“大學改革”真正的成功，應該是學校整個主體的大變化。

　　對“燕京”的名字，我倒可以接受，我的導師侯仁之先生當年對燕京大學就有極深的感情，他回顧自己的一生時說“我從燕園來”，他恐怕是在燕園里生活時間最長的北大教員——是1932年進來的，他講的燕園故事都非常有正能量。我記得1993年曾成立“燕京研究院”，兩年后恢復出版了《燕京學報》——由徐蘋芳先生擔任第一副主編，那是一份很好的學術刊物，徐蘋芳先生是非常嚴格的。后來他去世了，這個刊物就停了，有人想繼續編輯這份刊物，也沒有成功，殊為可惜。如今，如果真是用“燕京”的名字來弘揚這種嚴謹的學風，那是好事。“燕京學堂”如果真要辦（大前提是順應全校上下師生的“主流民意”），應該順著這個路子走。

　　“燕京學堂”項目擬主要以英文講授課程，明年秋第一屆計劃招收65名海外學生，還擬邀請20位“國際頂尖訪問教授”。提升國際化程度要防止表面化，即使外國人來了、英語用上了、發表論文也是用英語寫了，也還不是真正的國際化。我們應該請什么樣的外國教授來北大？他們到中國來之后，我們希望他們做些什么？不是簽個名、擺個樣子那么簡單，我們希望他們真正融入中國學術界，為中國的學術發展作出實實在在的貢獻。

　　近代史上，許多外國來華學者是作出了重要貢獻的。北大校園里就長眠著一位葛利普教授，他在中國工作了20多年，帶動了一大批中國地質學家的成長，對中國地質學的貢獻是非常大的。這類外國學者才是我們最需要的。現在，有的學校聘請外國學者，可他們游離在中國學者群體之外，往往講一些與中國學術課題不相干的東西，周圍沒學者和他們交流，他們也不會中文，只是形只影單地待著，等著一個月后拿一份薪水。即使這樣，這在學校填表的時候肯定會是一項“國際化成果”。外國學者到中國來，應該和中國學者融成一個研究團體，應該把外國的一些眼光和新的問題意識帶到中國來，最終推進中國的學術事業。

　　現在聘請外國學者，要提高門檻，應該要求他們與中國的學術環境有機地結合起來，而不是一味地談一些犄角旮旯的問題。如果引進國際學者之后沒有實質性的成果，那我們的錢就花得冤枉。不能讓外國學者小看中國的大學和學者。外國學者也不是傻瓜，他看你花了大價錢卻沒有相應的要求，就知道你是外行，這樣并不能得到他們真正的尊重。現在，我們在聘請外國學者時一定要自重，要做得好，否則不但沒有效果，連中國大學的學術地位也會越來越低。

　　現在的國際交流似乎有一種新的形勢。僅以我所研究的人文地理學為例，本土人文地理學者特別是中青年一代，他們對海外人文地理學的理論、方法已經很熟悉了，他們看外國學術文獻很多且很及時，但問題是，如何選擇真正的中國本土問題進行研究。在這種情況下，聘請外國學者就不是只聽他們講課而已，還需要與他們組成研究團隊，共同研究問題（保密領域除外），進而在研究實踐中而不單單是在文本閱讀上，求得學術創新，真正解決中國自己的問題。

　　現在，我們不能一看到外國學者，自己就腿軟就站在了被動的位置，而是要站在主動的位置，提出我們的高要求。只有這樣，外國學者才會尊重我們，才會踏實地與我們合作。現在，涌進中國的外國學者越來越多，可有的學者在美國國內的真實學術地位并不高，一旦亮出北大的名片之后，反而會提升他的地位。其實，北大在海外也還是有一定學術地位的。這樣，這些外國學者反而利用了我們。

　　我們對幾十年的大學改革要認真總結一下，看看哪些事情做得對，哪些事情做得不妥，只有這樣才會往前走得更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