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五”：高等教育的時代之變

　　編者按

　　日前，國務院印發《教育發展“十五五”規劃》，對“十五五”時期加快建設教育強國作出部署。從教師隊伍建設的突破性提升，到“雙一流”“雙優”“新雙高”三線并進的高校分類發展新格局，再到拔尖創新人才自主培養力度的持續加大，每一項部署都在重塑高等教育的底層邏輯。為此，本報特邀請多位高等教育專家，圍繞總體變化、教師發展、高校分類及拔尖人才培養四大維度，解讀《教育發展“十五五”規劃》背后的深層時代變革。

　　■張端鴻

　　近日發布的《教育發展“十五五”規劃》（以下簡稱《規劃》）作為銜接《教育強國建設規劃綱要（2024—2035年）》的第一個中期施工圖，不僅提出了未來5年教育改革發展的任務安排，也清楚揭示出高等教育正在經歷的幾重時代之變：戰略定位之變、運行邏輯之變、資源布局之變、學科專業之變、人才培養之變、開放格局之變和治理方式之變。

　　在筆者看來，高等教育已經被推到教育科技人才一體推進的關鍵位置，未來5年，高等教育能不能真正頂上去，很大程度上決定著教育強國建設能不能從宏大藍圖轉化為現實支撐。

　　戰略定位之變，是從教育系統內部走向國家戰略全局。過去談大學，更多談學校、學科、人才培養和科研成果；今天談大學，已經不能離開科技自立自強、人才自主培養和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這些大命題。《規劃》把教育對科技和人才的支撐作用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實際上是在重申一個基本判斷：高等教育不是教育強國建設的“后端環節”，而是科技強國、人才強國建設的源頭支撐。高校當然要辦好教育、培養學生，但它的使命已經明顯外溢到國家創新體系之中。大學的價值，也不能只看論文、項目、排名和學位點，還要看能不能支撐關鍵核心技術突破、能不能培養國家急需的高層次人才、能不能在重大任務中作出真實貢獻。

　　運行邏輯之變，是從同質競爭轉向分類發展。長期以來，不同類型高校常常被推到同一條賽道上競爭。研究型大學、應用型本科、高職院校，本來基礎不同、使命不同，服務面向也不同，但評價體系往往高度相似。過去，大家都在拼論文、拼項目、拼“帽子”、拼博士點、拼排行榜，結果是研究型大學未必真正面向原始創新，應用型高校不安心服務區域產業，高職院校也總想向普通本科的評價邏輯靠攏。《規劃》強調分類辦學、分類發展，真正要改變的正是這種“千校一面”的發展慣性。一個成熟的高等教育體系，不應該讓所有學校都追求同一種形態，而應該讓研究型、應用型、技能型高校各有賽道、各有標準、各有價值。問題在于，分類發展不能只停留在名稱上，只有撥款方式、評價標準、資源配置和社會認可同步調整，分類才不是紙面分類，而成為真正的制度分類、運行分類。

　　資源布局之變，是從總量擴張轉向結構擴容。《規劃》釋放出擴大優質高等教育資源供給的信號，但這不是上一輪意義上的簡單擴招，而是更強調結構性擴容。一方面，要增加高水平大學、優勢學科和理工農醫類人才培養容量，特別是有序擴大研究生培養規模；另一方面，新增資源要適度向人口大省、中西部地區和民族地區傾斜。這背后有兩層含義：一是回應人民群眾對優質高等教育資源的需求，二是通過增量改革緩解優質高教資源空間分布不均的問題。過去優質高校和優質學科過度集中在少數地區、少數城市，既影響教育公平，也影響區域發展。通過新增資源調整布局是比較務實的路徑，但擴容不是簡單把指標加上去。理工農醫類專業培養成本高，其研究生教育對導師隊伍、科研平臺、實驗條件和實踐基地要求更高。如果財政投入和辦學條件跟不上，擴容就可能帶來質量稀釋。高等教育下一步不能只解決“能不能進來”的問題，更要解決“能不能培養好”的問題。

　　學科專業之變，是從學科慣性轉向戰略牽引。過去高校設置專業、發展學科，往往更多看校內條件，有沒有師資、有沒有傳統、有沒有學位點、有沒有辦學基礎。這種邏輯并非沒有道理，但面對科技革命、產業變革和國家戰略需求的快速變化，單靠學科自身循環已經不夠。《規劃》提出建設交叉學科中心，深化新工科、新醫科、新農科、新文科建設，鼓勵高校超常規布局急需學科專業，縮短學科專業調整周期，并將就業狀況與招生計劃銜接起來，指向的是同一個問題：高校學科專業不能再慢半拍。產業結構已經發生變化，培養方案還停留在舊知識體系；新興領域人才緊缺，一些低效專業卻仍維持較大規模，這種錯位必須調整。但戰略牽引也不能簡單等同于短期跟風。就業紅黃牌有必要，但就業數據有真實性、完整性和周期性問題，不能把一時就業冷熱當成專業生死的唯一依據。好的學科調整機制，應當既能回應國家急需和產業變化，又能尊重學科規律和長期積累。

　　人才培養之變，是從校內循環轉向開放協同。《規劃》中關于項目制育人、專業學位研究生以實踐成果申請學位、招生指標向重大科技任務承擔單位傾斜、強化科研機構和企業人才培養功能等部署，都說明未來人才培養不能只在課堂、教材和論文中完成。過去高校培養人才，更多是課程體系內部循環：上課、考試、寫論文、拿學位。這種模式對知識傳授是有效的，但對工程實踐能力、跨學科協同能力、復雜問題解決能力和原始創新能力的培養還不夠。真正的高層次人才，往往是在真實問題、真實項目和真實平臺中成長起來的。未來高校要更多與科研院所、創新平臺、行業企業共同培養人。大學不是唯一的培養主體，而是國家創新體系中的關鍵組織者和連接者。相應的，高校評價也要從單純看論文、項目和獎項，轉向看人才培養質量、科研創新產出和服務貢獻能力。

　　開放格局之變，是從追趕對標轉向主動塑造。過去很長時間，我們講高等教育開放，關鍵詞是學習、引進、對標，如引進國外優質教育資源、推動中外合作辦學、派學生出國深造、對標世界一流大學。這一階段推動了中國高等教育快速發展。但今天，外部環境和自身條件都已發生變化。全球科技和人才流動面臨更多不確定性，中國高校規模日益擴大，能力和國際影響力也明顯提升。在這樣的背景下，《規劃》提出打造世界區域性高等教育中心，增強我國在數智教育和STEM（科學、技術、工程、數學）教育等重點領域的引領力，就不只是繼續“向外學”的問題，而是要在更高層次上參與國際合作、組織教育資源、貢獻中國方案。真正的教育強國不能只是跟跑世界一流，也要在若干領域形成自己的話語權和組織力。

　　治理方式之變，是從項目驅動轉向制度支撐。《規劃》提出了很多新任務、新項目、新舉措，但高等教育改革真正的難點從來不是有沒有項目，而是制度能不能跟上。分類發展需要分類評價支撐，結構擴容需要財政投入支撐，學科調整需要數據治理和質量監測支撐，產教融合需要校企協同機制支撐，人工智能賦能教育也需要數據安全、算法治理和公平保障支撐。如果制度安排不到位，再好的政策目標也可能在執行中變形。因此，尤其需要處理好幾組關系：擴容與質量、服務戰略與守護學術、分類改革與身份慣性、數字化效率與教育公平、國家牽引與高校自主。高等教育越是被賦予戰略使命，越不能只靠行政推動和項目疊加，而要靠穩定、清晰、可持續的制度體系來支撐。

　　由此看來，“十五五”時期高等教育的變化不是某一個政策點的調整，而是發展邏輯的整體轉向：從教育系統內部循環轉向教育科技人才一體推進，從高校自我發展轉向服務國家戰略與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相統一，從規模擴張轉向質量、結構和貢獻并重。

　　方向已經明確，關鍵在于落地。高等教育能不能真正成為教育強國的戰略支點，不取決于《規劃》文本中有多少新提法，而取決于后續投入機制、評價標準、資源配置和治理體系能不能真正跟上。只有制度跟得上，大學才頂得住；只有高等教育真正頂上去，教育強國的戰略支點才立得起來。

　　（作者系同濟大學教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