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永根的選擇與傳承

　　 人的一生，總是面臨諸多選擇。

　　對中科院院士、華南農業大學（下稱華農）教授盧永根來說，生逢大時代，歷經數十載風雨滄桑，其面臨的選擇之多，更是常人難以想象。

　　1949年，新中國成立，盧永根本可以選擇留在香港中產階級的家庭中，做富貴公子，但他選擇回到百廢待興、一河之隔的廣州，做一個普通的窮學生；多年以后，他跟隨中科院院士丁穎前往北京，本可留在條件較為優越的中國農科院，但他此后選擇回到華農，做一名普通的教師；改革開放后，他前往美國等地探親，家人希望他留在條件優渥的美國，不必歸國，但他依然選擇回到國內，繼續執教。

　　1987年，中國農科院時任名譽院長金善寶向中央推薦他擔任下一任院長，盧永根依然選擇婉拒，堅守在華農的三尺講臺上；2017年，在處理老兩口一輩子積攢下的數百萬存款時，盧永根又選擇將這筆巨款捐給華農大學教育發展基金會，而不是留給子女。

　　在人生的眾多關口，盧永根都選擇了和一般人看似截然不同的選擇。他拋棄了太多常人眼中的功名利祿，選擇了淡泊名利、潛心科研的“荊棘之路”。他選擇放棄常人眼中巨額的金錢，選擇了一生平淡簡樸的生活。

　　“科學沒有國界，但科學家有祖國”“科學沒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艱辛勇于攀登的人，才有希望登上光輝的頂峰”，這是盧永根一生恪守的原則，也是他經常向學生念茲在茲的訓戒。如今，在他的感召下，在華農有更多的學人在傳承著盧永根的這種家國情懷和嚴謹求實的學風。

　　盧永根個人的選擇，終于影響了更多人的選擇。他，從來不是一個人。偉大的時代，需要這樣的科學家，偉大的時代，也正在造就更多這樣的人。

　　“香港仔”的選擇

　　當你16歲的時候，你在干什么？是在玩游戲，看電影，還是在憧憬著將來找一份賺錢的工作？

　　1947年，盧永根16歲。他祖籍廣東花縣，其祖父輾轉至香港謀生，逐漸富裕。盧永根的父親是一家英國律師行的高級職員，他在家中排行老四，自小生活條件優渥，接受了較好的香港教育。用今天的話來說，盧永根是中產階級家庭出身，衣食無憂。但這并不意味著他對當時的社會苦難沒有認識。

　　“假如那么的一天到來喲，人人有田耕，人人有屋住，人人有飯吃……假如那么的一天到來喲，人人有書讀，人人都是詩人，都是音樂節……我們的生活啊，就是詩境。我們的語言啊，就是音樂。”

　　這就是16歲的盧永根以筆名平原寫的一首詩。字里行間，對民生疾苦的關注，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躍然紙上。

　　1947年12月，盧永根加入了中共地下黨的外圍組織“新民主主義青年同志會”，并積極開展地下活動。1949年8月9日，他在香港加入中共地下黨。經研究，黨組織決定安排盧永根回內地，到嶺南大學讀書和從事革命工作，到廣州去迎接解放。

　　是的，1949年，新中國成立。那一年，盧永根18歲。他謝絕了家人的挽留，拋棄香港燈紅酒綠的生活，以一名地下黨的身份，回到內地，成為嶺南大學農學院的學生。在那個兵荒馬亂的時代，很多社會名流、巨賈大亨都紛紛南渡珠江，選擇到香港避難，試圖獲得正式的港人身份。但這個18歲的香港仔，卻依然北歸大陸，此后不管風云變幻，時局動蕩，他卻從來不改初心，扎根廣州。

　　1952年11月，全國院系調整，嶺南大學農學院和中山大學農學院合并為華南農學院，盧永根也隨之成為華南農學院大四的學生。

　　在華南農學院，盧永根認識了原中山大學農學院院長、中科院院士丁穎。丁穎講授的中國栽培稻種的起源演變和中國稻作區域劃分的課程，深深吸引了盧永根，從此，他走上了稻作研究之路，選擇成為一名科研人員。

　　1953年8月，盧永根大學畢業后留校，成為作物遺傳育種學的助教，不僅從事教學，也承擔一定的研究任務。

　　1957年，丁穎成為中國農科院首任院長。此后，中央決定為老專家配備科研助手，丁穎挑選了昔日的學生——盧永根。盧永根隨后參與“中國水稻品種光溫條件反應研究”等諸多科研項目，隨丁穎考察了各地的水稻品種、性狀、栽培方法，并收集到各地不同的稻種。這些積累，成為我國

重要的基礎性資源。

　　1983年，盧永根成為華農校長。1993年，他被評為中科院院士，并一度擔任中科院生物學部副主任。

　　盧永根在水稻遺傳資源、水稻半矮生性、雄性不育性、雜種不育性與親和性等方面的遺傳研究，取得了很多重要進展。弄清了多胚水稻多胚發生的細胞學機理，弄清了光溫敏核不育水稻及栽培稻雜種不育性的細胞學機理，發掘出一批攜帶有胚囊和花粉育性基因的新種質，創建了一大批同源四倍體水稻等新種質。特別是他和他的助手張桂權教授提出水稻“特異親和基因”的新學術觀點以及應用“特異親和基因”克服秈粳亞種間不育性的設想，被認為是對栽培稻雜種不育性和親和性比較完整和系統的新認識，在理論上有所創新，對水稻育種實踐具有指導意義。

　　青年時代，盧永根就經常隨丁穎院士在全國各地進行調研，搜集、整理野生水稻資源。即便后來年過古稀，他還是經常爬山涉水，不辭辛勞，前往山野之間，進行實地考察。劉向東回憶，在2000年前后，他們根據文獻記載，前往廣東高州、佛岡、遂溪、博羅、惠來等地進行普通野生稻資源的搜集。彼時盧永根已是七旬老人，但他依然興致勃勃，一起前往考察。這些野生稻多分布在山頂、水澤等人跡罕至之處，交通不便，很多地方只能徒步，但盧永根依然不懼艱險，“到一些實在很難爬的山路段，我們就只能扶著盧老師緩緩通過”，劉向東說。劉向東是盧永根招收的第三個弟子。本科就讀于華農時，已久聞盧永根大名，此后考入盧永根麾下，成為其得意門生。“當時我已經在福建工作了好幾年，想繼續回華農攻讀博士。我冒昧地給盧老師寫了一封信，表達了我想考博的愿望。沒想到盧老師很快就回了一封熱情洋溢的信，讓我很是感動。”劉向東說。

　　如今，盧永根等老一輩科學家歷經數十載搜集而來的普通野生稻種質資源，已經安全地保存在“華南農業大學稻屬植物種質資源保存基地”內。普通野生稻被科學家形象的稱為“植物大熊貓”，蘊藏著很多抗性等有利基因，對于水稻的遺傳育種研究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

　　“可以說，到去年生病住院之前，老師都沒有脫離科研一線。”劉向東說。

　　科學家的傳承

　　1983年到1995年，盧永根擔任華農校長。上任伊始，盧永根公開表示，自己謹記“先黨員，后校長；先校長，后教授”的原則，這體現了盧永根對黨的教育事業高度負責、學校利益高于一切的責任感。事實上，擔任校長期間，他也動作頻頻，改革不斷，充分展現了一個教育家敢于擔當的氣魄。

　　比如，1987年，盧永根頂住壓力，破格晉升“華農八大金剛”，打開了華農人才培養的新格局——這場華農的人事改革也成為全國關注焦點。他力主破格晉升了8名中青年學術骨干，其中5人更是直接由助教破格晉升為副教授，以破解人才斷層困局，破論資排輩風氣。這些當年破格晉升的青年才俊，包括全國政協副主席羅富和、廣東省政協副主席溫思美、中國工程院院士羅錫文、抗擊非典和禽流感戰役中的科研英雄辛朝安、華農原校長駱世明、廣東省教育廳原副廳長張泰嶺、全國教育系統巾幗建功標兵梅曼彤、第八屆廣東省政協常委、原民進廣東省委常委楊關福等。時間證明，這些年輕人最后都成為了社會的棟梁。

　　生于1942年的梅曼彤，是“華農八大金剛”中最年長的一位。她是文革前畢業的大學生，畢業后在華農任教。當年她剛認識盧永根時，就覺得對方非常善談，對學校的年輕人也非常關心。盧永根推薦年輕人前往海外求學，總是不遺余力。他總是希望，華農的教師能夠前往海外開闊眼界，學習國際一流科學技術，再帶回國內。1983年，正是在盧永根的推薦下，梅曼彤得以前往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勞倫斯伯克利研究所進行放射細胞生物學及分子生物學研究。

　　“1985年回國，我已經在海外發了一些論文，也有一些成果。回來后不久得到通知，說要我申報晉升職稱，為此要準備答辯。當時覺得很意外，之前盧老也沒有告訴過我這件事。”梅曼彤說。

　　她至今還記得，當時學校組織了一場公開的答辯活動。前排是學校的諸多老教授，后面是自愿前來傾聽的教師和同學。當時并沒有PPT展示，她只有半個小時的時間來向大家公開介紹自己的研究和成果。“當時非常緊張，老教授們還會時不時向你提問，你得當場回答，之后老教授們再打分。”梅曼彤說，沒有真才實學的話，其實很難通過這次的晉升考核。

　　“盧老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在學術方面超前的眼光和布局，有很強的前瞻性、戰略性。”梅曼彤記得，在美期間，盧永根經常給她寫信，表示目前遺傳工程、DNA重組技術是生命科學發展的前沿，建議她可以多學習這方面的內容。也因此，她在美國開始接觸、學習這方面的知識。回國之后，盧永根大力推動遺傳工程研究室的籌建，把梅曼彤調去具體負責這一工作，并從省政府申請了10萬的啟動資金，用于研究室的建設。

　　“在廣東高校中，華農是開展這方面研究和教學都比較早的高校，特別是我們在80年代就為研究生開設了‘基因工程原理和技術’這一理論和實驗結合的課程，附近的高校也派學生前來修讀，對早期培養生物技術方面的人才起了不少作用。”梅曼彤說。這個研究室，后來成為亞熱帶農業生物資源保護與利用國家重點實驗室的重要部分。

　　“盧老擔任校長期間，處事非常公道，各方面從來不偏向自己的學科或實驗室，總是從學校的整體布局出發，所以教師都非常服氣。”梅曼彤說。

　　在指導學生方面，盧永根非常嚴格。張澤民和盧永根同在一個實驗室，從輩分上來說，他師從張桂權，而張桂權是盧永根帶的第一個博士。“在去年下半年生病住院之前，盧老師每天都會準時出現在辦公室，周末有時候也會過來。他非常關心我們年輕人的成長，經常會給我們提意見。”張澤民回憶，盧永根對于學生們的論文要求非常嚴苛，“對論文中英文單詞的單復數用法不對，他都會進行糾正。而對于用錯的標點符號，他也絕不放過。”正是在盧永根的熏陶下，實驗室的年輕人都保持著非常嚴謹的學術作風。

　　如今，在盧永根的辦公室內，還擺著“師恩難忘”的匾額。這是盧永根80歲時，門下弟子給他添置的，實際上，在盧永根70歲時，學生們也給他送上了“師恩難忘”的牌子，“但我們后來還是送了一個一模一樣的匾額，因為我們覺得，只有這四個字才能反映出我們的心聲”，盧永根的學生說。

　　趙杏娟，盧永根的秘書，1997年自華農畢業后，就一直跟在盧永根的身邊。“盧老師學術非常嚴謹，他的會議發言、材料都是自己親自寫，我只是負責幫助打印一下”，趙杏娟說，盧永根對周圍的人非常親近，但是對自己要求非常嚴格，公私分得非常清楚。如果不是公家的事，他從來不會使用學校的車外出，有時候老朋友聚會，盧永根也會步行邁出校門搭乘公交或者打的。“他經常說不能占公家的便宜。對他來說，擠公交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盡管他是一名院士。”趙杏娟說。

　　華農的很多教師都曾經目睹，早些年，盧永根挎著一個簡單的購物袋，受夫人徐雪賓的委托，步行前往附近的菜市場買菜。他們夫婦兩人從來沒有請過保姆，都是自己在家中做飯。后來因為年紀增大，行動不太方便，盧永根就和夫人一起去食堂打飯。兩位知名的科學家，在擁擠的人群中，和學生一起排隊打飯，甘之如飴。

　　而盧永根夫婦住的房子，依然是華農的房改房，位于五層，還保留著上世紀的裝修，室內的陳設也非常簡單。原來夫婦倆都是自己打掃衛生，近年來才請了個鐘點工，定時到家里幫助清理。

　　因為近年來盧永根的身體狀況不佳，馬克思主義學院研究生韓碩曾擔任過幫扶盧院士的志愿者，為盧院士夫婦提供一些生活上的幫助。“其實就是幫助送一些文件，再有就是有時候幫助盧院士到食堂打飯再送過去。”韓碩說，一般盧院士夫婦都會點三葷兩素，總計不超過15元，而米飯還是他們自己煮。印象中，盧院士夫婦生活都非常簡樸、厲行節約，“像快遞送過來用于包裝的紙盒，徐老師都會折好后放在陽臺，用于賣廢品”。

　　一以貫之的家國情懷

　　2017年3月，盧永根突然“紅了”。因為他和夫人商議之后，拖著病體，帶著秘書趙杏娟一起前往銀行，把880多萬的積蓄無償捐獻給教育事業。一時間，網上對于盧永根的奉獻精神贊嘆不已。事實上，這不過是盧永根家國情懷的一貫體現。

　　“880多萬從哪里來？其實也很簡單。這是夫妻兩人數十年來共同的積蓄，基本都是工資。他們兩位平時生活非常簡樸，房子也只有一套，平時很少花錢。”趙杏娟說。

　　生于兵荒馬亂之際，年少時親眼目睹日寇暴行，盧永根的人生，從一開始就打上了大時代的烙印。也因此，他對于國家的強盛、社會的發展有著更加殷切的期盼。作為建國前就入黨的老黨員，盧永根對黨更是一腔熱血，從未有絲毫動搖過。

　　改革開放后，盧永根到美國探望病重的母親。在美期間，美國的親人竭力說服他留下來，但被他堅決地拒絕了。他堅定地說：“因為我是中國人，祖國需要我！”

　　1987年6月3日，他在宣布優先和破格晉升“華農八大金剛”的會議上表示，希望8位年輕人在政治上要嚴格要求自己，要向“紅透專深”邁進。要更好地發揮教書育人的作用，用自身的品德、政治思想來教育和影響學生。

　　“每次他送年輕人去海外留學，都會和他們進行長談，要求他們學成之后一定要回來報效祖國，不能長久留在國外。”梅曼彤說，老一輩科學家的家國情懷令人動容。

　　事實上，有很多年輕人也正是在盧永根的感召下，學成歸國，扎根故土。比如華農知名教授、2017年新增選的中科院院士劉耀光，當年曾受教于盧永根，在日本留學后在當地工作數載，生活優渥。但在盧永根的一再書信動員下，最終于1996年回到華農，潛心科研，大有建樹。可以說，盧永根的愛國情懷，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劉耀光院士。

　　1994年7月，盧永根給自己的女婿寫了一份公開信，力勸其回國。他在信中駁斥了當時流傳在留學生當中的各種“理論”，比如科學是沒有國界的，學成歸國為中國服務顯得太狹隘，不如留在外國工作為全人類服務；中國現在還比較落后，工作條件差，發揮不了留學人員的作用，等將來中國的生活和工作條件都好了再回去等等。他說，凡此種種，無非是為自己待在國外不歸制造借口和“理論依據”，“自己不愿意回國倒算了，還要給利己主義的靈魂貼金，連為養育自己的國家和民族服務都不愿意，還奢談什么為全人類服務？”

　　“從總體上來看，我們同西方發達國家相比，還有很大差距，但并不是樣樣都落后……美國和西歐搞‘信息高速公路’，我國亦開始搞‘信息國家公路’。一切有志氣的真正愛國的青年科學家都應扎根祖國，外國的實驗室再先進，也不過是替人家干活。我們現在實行開放政策，有各種渠道跟蹤國外的發展動態，緊密保持同國外的接觸，如參加國際學術會議、出國短期訪問、共同合作科研等等。在國內從事科學研究照樣能出成果，關鍵是要努力去開拓和爭取”，盧永根當年的愛國之情和赤子之心，今日讀來依然躍然紙上，令人起敬。

　　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盧永根無比高興。“我今年66歲多了，為香港的回歸整整盼望了半個世紀”，作為在香港出生并在那里度過青少年時代的他，百感交集。盡管已經功成名就，載譽天下，但昔日懵懂的“港仔”，如今已垂垂老矣，此情此景，令人唏噓不已。

　　盡管已經從校長的職位上退下來多年，但每年華農的新生入學和老生畢業，盧永根都會主動給學生們做演講，講述自己的求學生涯，也勉勵年輕人努力學習，為國家多做貢獻。這樣的演講，一直延續到去年。

　　亞熱帶農業生物資源保護與利用國家重點實驗室副研究員吳錦文坦言，每次的黨支部會議，盧永根也會積極發言，“他非常關注當前國內國際的大事，對學習當前黨和國家的最新政策文件也非常熱情，還主動給我們傳達”。

　　去年下半年，盧永根住院。他的辦公室還保持著原樣，等待著老科學家的歸來。在桌上，攤開的日歷那一頁，顯示是2016年9月6日。這意味著，至少在這一天之前，盧永根依然每天還要到辦公室來，撕掉當天的日歷后，再開始工作。

　　“住院之前，他一直在關心中國的糧食安全問題。作為農業領域的專家，他非常關注我國的糧食進口問題。他一直說，不能因為現在國際上糧食便宜了，就可以不重視農業生產，一定要有憂患意識。”張澤民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