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非”院校學碩調劑遇冷，未來怎么辦

　　每年四月，許多考研一志愿落敗的考生都會踏上茫茫的調劑之路。許多“雙非”院校（非一流大學建設高校、非一流學科建設高校）此時也忙亂起來，因為多年招生經驗表明，學校大部分學術型碩士招不滿人，其中不乏一志愿零上線的尷尬現象。許多“雙非”院校也樂見學生調劑，因為調劑的“池子”夠大，更有可能挑到好苗子。

　　按照慣例，當某個專業出現空額時，往往不缺調劑生源。然而據筆者了解，今年不少“雙非”院校出現調劑缺額的情況，個別專業甚至出現“零調劑”現象。按此趨勢，“雙非”院校以后極可能面臨學術型碩士招不到或招不滿的情況。

　　形勢變化導致調劑遇冷

　　為何今年“雙非”院校學術型碩士調劑市場會遇冷？一個直觀原因是考研報名人數大幅減少。據統計，2025年全國考研報名人數為388萬，較2024年減少50萬，降幅達11.42%；與2023年的峰值474萬相比，兩年累計減少86萬，創近10年來最大降幅。報名總人數的大幅縮水，自然會影響考研調劑“池子”的人數。

　　當然，最根本原因恐怕是對讀碩就業前景失去信心。近幾年，研究生擴招導致學歷“含金量”下降，部分專業畢業生面臨“高學歷低就業”困境。另外，一些考生會做成本與收益的計算，認為讀研“不劃算”。

　　在此背景下，沒有光環加持的“雙非”院校的學術型碩士遭遇的挑戰則更大。以教育學為例，其分為專碩和學碩，前者以培養高素質的中小學教師為目的，后者的培養目標則模糊得多。若干年前，“雙非”院校的教育學學術型碩士已出現了就業難的情況，但總體而言，大部分最終還能順利就業——為數不多的學生選擇深造讀博、少數幸運兒考取公務員或企事業單位，大多數學生則靠著教育學碩士學位“擦邊”進入中小學任教。

　　但近兩年，形勢發生了明顯變化，成為中小學教師變得越來越難。究其原因，一是很多地方教師崗日趨飽和，二是教育專碩的興起擠壓了學碩就業市場。當前，不少師范大學大幅擴招教育專碩，且由于教育專碩更貼近中小學需求（即所謂專業對口），使得學校在招聘時會優先考慮專碩，而非學碩。

　　在此背景下，“雙非”院校學術型碩士調劑遇冷也就情有可原了——與其花費3年，再面臨一個不確定的未來，不如本科畢業后直接進入就業市場。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一種理性回歸，而非盲目跟風。

　　逐漸成為雞肋的學碩

　　在我國，學術型碩士制度起源于上世紀80年代。當時主要效仿蘇聯的教育體系，以培養科研和教學人才為目標，形成了以學術研究為導向的學位教育模式。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及本世紀前十年，學術型碩士的培養在短時間內改善了高校師資緊張和科研力量不足的窘況。

　　然而，隨著我國高校辦學水平的提高和博士生的擴招，目前高校普遍將教師的入職門檻調整為博士，除少數藝體類專業外，極少有本科高校招聘碩士學歷的教師。換言之，學術型碩士早已失去了作為高校師資力量來源的價值。

　　在此背景下，2010年，教育部對研究生結構做出改革，減少學術型碩士招生名額，擴大專業型碩士規模。這種改革既順應了國內高校勞動力市場變化的趨勢，也是與國際研究生培養接軌的體現。

　　歐美高等教育體系通常不明確區分“學術型”和“專業型”碩士。例如，美國的碩士學位分為授課型碩士和研究型碩士。前者以課程學習為主，注重實踐技能，學制通常1~2年；后者以獨立研究和論文為核心，主要為攻讀博士或從事科研做準備，更接近中國的學術型碩士。當然，更常見的情況是學生本科畢業后，直接申請攻讀博士學位（即所謂“碩博連讀”），如果學生沒有在第二年或第三年通過博士候選人資格考試，將會獲得一個安慰性質的碩士學歷。

　　但問題在于，我國目前仍將學術型碩士定位為一種具有獨立就業導向的學位，而非博士預備階段。以2023年為例，我國共招收博士生約13.5萬人。其中，碩博連讀占比約35%（部分“雙一流”高校可達50%），年招生量約4.7萬人；本科直博占比約12.5%，年招生量約為1.7萬人；普通招考（碩士畢業后考博）占比約52.5%，年招生量約為7萬人。同時，當年學碩招生數量約為27.4萬人。可見，碩博連讀和本科直博已成為重要路徑，尤其頭部高校更傾向于貫通式培養。未來，學碩尤其是“雙非”院校的學碩，如果想讀博，需更依賴普通招考或跨校申請，競爭壓力進一步加劇。

　　在深造渺茫、就業困難的雙重夾擊下，學術型碩士作為一個專門層次的學歷，其處境日益尷尬，越來越成為人們口中的雞肋——食之無味，棄之可惜。這一點在“雙非”院校中表現得尤為明顯。

　　“雙非”院校學碩的發展之路

　　在路徑依賴和慣性思維下，一些老牌“雙非”院校每年還是招為數不少的學術型碩士。近兩年，一些新獲得專業碩士招生資格的本科院校，仍有發展學術型碩士項目的計劃。但今年許多“雙非”院校出現考研調劑遇冷的情況，足以給我們敲響警鐘。那么，學術型碩士，尤其是“雙非”院校的學術型碩士未來該如何發展？

　　首先，在新形勢下，政府應在政策層面重構學術型碩士的定位，明確將學碩定位為“博士教育的過渡階段”，而非具有獨立就業導向的學位。在此定位下，學術型碩士可理解為“試錯階段”，為學生提供3年時間探索學術興趣，避免直接攻讀博士學位的盲目性。

　　其次，一旦將學碩定位為“博士教育的過渡階段”，有關部門便有必要在學術型碩士與博士招生之間維持某種動態平衡。鑒于目前二者招生數量失衡，政府需要通過招生計劃調控，逐漸縮減學術型碩士招生名額，進一步提高專業型碩士占比。對于研究型大學，可保留學術型碩士，并將其作為博士預備階段；對于“雙非”院校，尤其是地方應用型大學或教學型大學，則應大力縮減純學術型碩士規模。

　　再次，建立學術型碩士點退出機制。例如，對于連續兩年出現招生不足，或就業率持續低于警戒線的現有學術型碩士點，應實行減招或停招；對于導師數量不達標、生均科研經費低或缺乏科研產出的“雙非”院校，則應予以“黃牌警告”（限期整改）或令其“紅牌退出”（停止招生）。此舉一是防止“雙非”院校為追求規模而盲目開設學術型碩士點，二是倒逼院校向應用型培養（如聯合企業開設產業碩士）或特色學科（如服務地方經濟的相關領域）聚焦。

　　最后，強化學術型碩士“實踐-學術”融合。雖然筆者將學術型碩士定位為“博士教育的過渡階段”，但并不表示其作為一個獨立學位就完全沒有存在價值。在我國，部分行業（如高職院校教師、地方科研機構助理研究員、智庫分析師）仍以學術型碩士為招聘基礎；某些崗位需要理論分析能力，學碩的培養目標與之直接匹配。這就要求高校在學術型碩士的培養過程中，強化理論與實踐的融合。例如，高校可以推行“學術+職業”雙軌培養，在保持學術訓練的同時，增設行業實踐模塊。對于理工科學碩，可鼓勵其與企業合作開發“產品原型設計”項目，要求學生完成從理論到應用的轉化；對于人文社科學碩，可以適當發展其資政報告寫作能力，提升其政策分析能力。

　　（作者系浙江師范大學高質量教育發展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