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期刊撤稿事件反思：學術期刊面臨誠信新挑戰

　　 近日所發生的107篇中國作者論文被國際期刊撤稿事件引發了人們的關注，作為2015年撤稿事件的延續，此次的107篇論文被撤銷的原因在于一些“論文黑中介”在推薦評審專家時，將專家的郵箱“偷梁換柱”，從而炮制了這些“黑中介”自己評審自己所投論文的造假事件。面對不誠信行為，學術期刊面臨哪些新挑戰？

　　“偽造同行評議”是共同的敵人

　　如果在網絡上搜索一下“文亨仁”，就會發現這位來自韓國的科研人員。他大約是截至目前所能知道確切姓名的，最早被發現偽造同行評議的人。文亨仁2012年被發現虛假制造了審稿人的郵箱地址，關于他論文的審稿申請因此被直接發給他和他的同事。

　　與此同時，施普林格出版集團旗下《國際骨質疏松癥期刊》（Osteoporosis International）的主編之一羅伯特·林賽（Robert Lindsay）在接受媒體采訪時稱，曾遇到過某個作者推薦的一個與她同名不同姓的“評審人”。后來經過調查發現，這個“評審人”的姓是作者自己的婚前姓。也就是說，作者推薦了她本人來評審自己的論文。

　　根據《自然》雜志的相關報道，文亨仁承認造假行為后，英富曼出版集團旗下的幾份雜志共撤回了28篇相關論文，并有一名編輯因此辭職。而在文亨仁事件發生之前的兩年中，各大學術期刊就因為六起同行評議舞弊事件而撤回了超過110篇論文。

　　這些案例的共同之處在于，自己炮制的“同行評議”瞞天過海，使論文得到編輯認可，包括愛思唯爾、施普林格、泰勒弗朗西斯、賽捷、威立以及英富曼等多家學術出版巨頭都曾查處此類事件。而我國2015年被撤銷的百余篇論文和近日被撤銷的107篇論文，也屬此列。

　　對同行評議制度的反思

　　近日我國發生的這起撤稿事件，“投機取巧”的論文作者、偽造同行評議的第三方中介和《腫瘤生物學》期刊不加辨別地使用投遞論文者推薦的評審人，這些處于模糊地帶的行為，共同觸發了這起學術不端事件。

　　誠然，論文作者的不端行為和第三方中介的不當牟利必須受到譴責和制裁，而近年來頻發的撤稿事件也早已引發了國際學術期刊界對作者自薦同行評議制度的反思。曾有科學家和出版商指出，學術期刊根本就不應該允許作者自己推薦論文評審人。澳大利亞麻醉學會旗下期刊《麻醉與重癥監護》編輯約翰·洛斯曼曾表示，允許論文作者推薦評議人的做法是“奇怪”并“極為愚蠢”的，并稱自己所在的期刊絕不會允許這種行為。

　　甚至一些被撤論文的作者也指出應該加強對整個系統的監管，以對付像自己這樣的人。“論文作者理所當然地會請自己的朋友對論文進行評審，但編輯們應該檢查評審人的身份，至少確認他們與作者不是就職于同一家科研單位，或者兩人以前沒有合作發表過學術文章。”這是文亨仁本人當時提出的看法。

　　對此，也有一些出版集團認為收到論文時，便默認“一切都已建立在誠信的基礎上”。而需要作者推薦評審人的一個主要原因還在于隨著科研領域日漸細分，能夠評審某些論文的評審人十分難找，而且可能就局限在特定的某幾個人內。

　　學術期刊需要更加嚴謹細致

　　在全球科學界不同程度地被這些學術不端事件刺痛的情況下，面對科學活動日益職業化，且與各種利益相糾纏的今天，學術期刊作為一種嚴謹嚴肅的出版物，承擔著展示相關研究領域成果，并將其公之于眾的重任，無視或者回避這些情況并不利于問題的解決，如何才能防范這些事件呢？

　　對此，上海交通大學講席教授、科學史與科學文化研究院院長江曉原認為：“如果評審人的意見對論文是否被刊用起著決定性作用，那么期刊方面當然應該有義務核查審稿人的權威度以及真實性。”

　　作為清華大學主辦的英文學術期刊Friction的主編，清華大學教授雒建斌院士表示，對于學術期刊而言，在每一個環節嚴守程序制度是非常重要的。“我們現在會要求每篇論文都要留下所有作者的聯系方式，并會逐一跟他們核對是否同意署名，以防止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被‘拉大旗’。”雒建斌說。

　　據他介紹，盡管在評審階段也會要求作者推薦評審人，但一般不予采用或僅采用一部分，且一定會邀請名單之外的評審專家共同評審。他表示，盡管國際上也有像《腫瘤生物學》這樣僅采用投稿人推薦的評審人的做法，但通常更為嚴謹的做法是有所回避并竭力核實。

　　中國科學院中國現代化研究中心研究員何傳啟則建議學術期刊可以建立“同行評議專家庫”，收集評議專家的準確信息，并請專家所在單位予以確認。如果論文作者提交的“建議評審人”不是同行評議專家庫中的專家，學術期刊可以啟動評審專家確認程序。

　　倫敦出版道德委員會業務經理娜塔莉·里奇薇（Natalie Ridgeway）也曾表示，無論何時都應該檢查評審員的姓名、地址與電子郵件地址。她還提出：“期刊編輯不能總是只選擇由作者推薦的論文評審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