夭折的禁煙令與“擺設”化的規定

　　盡管貼了禁煙標識，設了禁煙區，但武漢公共場所的吸煙情況仍十分普遍。5年前，武漢就出臺了公共場所內禁止吸煙的規定，但因種種原因，這一規定淪為空文。

　　“吸煙有害健康”，已成一種常識性標簽。但“香煙之害”仍就像一個幽靈，四處飄蕩，令不少禁煙令花容失色，武漢5歲就“作古”的禁煙令顯然只是這種尷尬控煙生態的一個縮影。

　　雖然該規定細致到對每一個具體的禁煙場所都有詳細說明，但禁令的效果除了增加純粹宣傳化的禁煙標識和所謂的禁煙區，實際效果微乎其微。多數禁令期望靠一紙行政命令將陋習完全扼殺，但這只是不切實際的幻想。

　　煙草作為一種高稅率和高利潤的特殊商品，要想通過行政命令將之掃除出公共場所，必然牽涉到方方面面的利益載體，一掃了之的難度可想而知。另外，現有的香煙已經深深納入一種煙文化體系，在社會交際中，香煙的角色讓人又愛又恨。要達到控煙目的，對煙文化的有效引導將成為繞不開的話題。

　　再者，煙民的減少必定是控煙最核心的考察標準。就現實情況和長遠效果來看，僅靠在公共場合禁煙，也只是“換湯不換藥”，在青少年中加強無煙文化的宣傳，遏制新煙民數量的擴大才是治本之策。

　　總之，無論是具體到一道禁煙令還是泛化到各種禁令、規定，要收到實際效果，就必須將現實的社會生態納入考量范圍，并使執行主體和具體細則與社會生態無縫對接。唯有此，禁令才不至于成為消耗公共資源的制度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