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施“靶向治療”，西部高教需部分先行？

　　缺錢、缺資源，這是西部高校給外界留下的固有印象。而隨著財政的持續投入，西部高教獲得的支持力度也在逐年加大。

　　一項來自新疆石河子大學教授蔡文伯團隊的研究顯示，2011~2020年，西部地區高等教育發展水平呈現持續上升趨勢。以2017年為拐點，分為緩慢上升和急劇上升兩個階段。以西藏為例，相較2011年，2017年前，西藏高等教育生均經費增長了26.36%，而在2017年后，共增長237.35%，增幅顯著加大。

　　數據背后，如今的西部高教依然要面對如何實現高質量發展、怎樣激發西部高校內生力的拷問。

　　下一步以省級統籌為主

　　據財政部統計數據顯示，2021年，中央轉移支付（補貼）排名前10的省份中，西部省份占了4個，分別是四川4933.0億元、云南3373.3億元、新疆3089.2億元、廣西3038.19億元。緊隨其后的是貴州2824.7億元、陜西2543.82億元、甘肅2533.5億元、內蒙古2465.8億元。

　　在近日于貴州省貴陽市召開的第五屆西部高教論壇上，北京師范大學教授洪成文指出，中央給西部的轉移支付幾近財政的極限。地方獲得的財政轉移支付能不能向教育或者高等教育更多傾斜、西部高等教育自身發展的內生力是上升還是下降，都是西部高教發展中應該解決的“梗阻”問題。

　　多年來，我國試圖在高等教育領域縮小東西部差距，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李立國告訴《中國科學報》，相比東部地區，西部地區在人才隊伍、重點學科建設、科研能力、經費投入和高等教育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協調度方面仍有差距，但從每十萬人口本專科在校生規模等方面來看，東西部差距并不明顯。

　　云南大學教授董云川認為，在東西部高等教育發展中，不要過度強調平衡發展，評判教育的眼光應放在發展的角度上。西部教育需要參考客觀生態、政策環境、主觀追求、手段策略四個維度。

　　“下一步，西部高教的發展要重點提高人財物的配置效率，進一步完善高等教育以省級政府統籌為主、與中央政府宏觀調控相結合的管理體制。”李立國說。

　　北京大學教授蔣凱認為，加大區域內高等教育發展的力度、增強本地區高等教育供給能力已經迫在眉睫。

　　縱覽發達國家推動高等教育區域協調發展的歷程，美國、加拿大、德國和日本等國都采取了不同程度的高等教育區域協調發展政策。

　　比如，美國政府分別在1862年和1890年兩次實施《莫里爾法》，有力地改變了當時的區域經濟結構，為該國中西部地區高等教育發展和區域間高等教育協調發展創造了條件。上世紀70年代初，日本政府開始在中等城市擴充、整備并新設國立大學，同時抑制大都市擴充新設高校。

　　建設西部高教發展特區

　　“將西部高等教育捆綁成一個概念，是制約西部高等教育高質量發展的政策瓶頸。要想實施‘靶向治療’，就要將西部的高等教育發展齊步走分成部分先行。”洪成文告訴《中國科學報》。

　　蔡文伯指出，我國西部地區內部存在區域發展不均衡的特點，表現為四川、陜西兩省發展水平較好，與東部地區發展水平趨近；重慶市得分離中部均值不遠，發展水平相對不錯；其余地區則較為落后。

　　“建設高教發展特區是西部高教高質量發展的必由之路。”洪成文說，即由中央政府按照經濟特區的做法，為高等教育發展劃定特區，既可以學習深圳模式，也可以學習浦東新區建設，甚至可以學習海南自貿港的做法。建立國家級的高教發展特區，既是中國高教發展特色，也可為“一帶一路”國家提供借鑒。

　　他建議建立小范圍試驗區，如貴陽—遵義試驗區等省試驗區和省內試驗區；中等范圍試驗區，如云南—貴州試驗區、川渝試驗區；較大范圍試驗區，如大西北通道改革試驗區、大西南通道改革試驗區。“試驗區如果能夠實驗成功，就可以帶動更多西部地區高等教育的高質量發展。”

　　西南財經大學副教授陳濤提醒道，高校發展要注意避免一體化陷阱，即區域高等教育發展會影響地區高等教育發展的特色化和差異化，造成同質性發展。因此，區域高等教育是否需要一體化、怎樣一體化，值得細究。“目前，區域高等教育一體化多停留在頂層設計，落地較為困難，小范圍合作必須強調務實的精神。”

　　西部能留住哪類人才

　　一個區域的高等教育發展，人才是關鍵要素。北京理工大學副教授劉進從8.9萬名原“211工程”高校教師流動的大數據分析中發現，近年來，我國研究型大學 “孔雀東南飛”（西部教師流向東部地區）的頻次出現下降趨勢。

　　劉進解釋道，這既可能與相關政策限制有關，也可能與東部研究型大學對于師資質量的要求提升、東部高校更多面向全球主要學術勞動力市場引才有關。

　　他們進一步發現，西部人才向東部流動并不主要發生在大學教師的流動階段，而是從碩士生、博士生階段就已開始出現大范圍、批量化的人才東流。由于中西部地區無法保留最優質的博士生源，留在西部的生源就業后向東部高校的流動能力出現弱化現象。

　　從就業端來說，北京師范大學教授胡詠梅通過實證研究發現，個人經濟狀況差是西部地區高校專任與非專任教師主要壓力源之一。“提高工資水平、縮小期望工資與實際工資的差距，可以有效提升西部地區高校教師的幸福感。”

　　就自我“造血”功能而言，蔣凱指出，一方面要增加西部高校博士生的招生名額，另一方面要實行中西部聯合培養博士生計劃。

　　劉進提醒道，博士點的增加應重點解決西部人才不足的問題，“我的一個擔心是，西部高校千辛萬苦拿下來的博士點，最后只是在職人員提高學歷的途徑”。

　　同樣是吸引人才，廈門大學教授王洪才留意到一個現象——由于考核的升級，東部高校人才過剩的局面開始出現，“二八現象”越來越普遍。“東部高校人才迭代形勢越來越明顯，研究范式轉變，國際人才開始替代本土人才，一批中年人才漸感不支，再發展下去，會有更多人選擇‘躺平’。”

　　西部高校成為這類人才的“蓄水池”。王洪才的同事到了西部援藏、援疆，備受當地高校重視，感到自身潛力得到了極大發揮。

　　如何盤活這類人才？王洪才指出，不能把支西當成一場“臨時戰”。“目前，東西部高校缺乏對人才成長規律的研究，傳統的人才體制也束縛了人才的跨區域流動。東部高校缺乏人力資源輸出的思想準備，西部高校也缺乏接收東部人才的體制機制。”

　　對此，他建議，國家建設東部人才輸送西部高校的財政支持體系，東部高校建立援助西部高校人才發展計劃，西部高校建立人才融合發展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