宮鵬：一位科學家的文化思考

　　2012年初，英國《自然》雜志刊發了一篇題為《傳統文化阻礙中國科研》（Cultural history holds back Chinese research）的文章，認為孔子和莊周文化崇尚孤立，抑制好奇心，對科學研究沒有好處。

　　文章刊發后，隨即引發國內媒體和學術界廣泛關注和爭論。文章作者，清華大學地球系統科學研究中心教授宮鵬，也隨之被推至輿論的風口浪尖。

　　支持者認為，宮鵬洞見到中國科技界缺乏創新的根源。反駁者與批評者則言辭激烈，認為宮鵬缺乏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全面、深入認知，其觀點以偏概全。

　　時隔半年，爭論早已平息，甚至以極快的速度被人遺忘。前不久，這位喜歡思考文化問題的科學家接受了《中國科學報》記者的采訪，暢談他所理解的中國文化與科研。

　　談及《傳統文化阻礙中國科研》一文的寫作背景，宮鵬說他最初的想法其實很簡單。

　　“我看到有人說，中國不能僅僅成為學術論文發表數量的第二大國，論文的引用量和影響因子等也要提高。”在宮鵬眼里，這都是“無關根本”的說法，“關鍵是，中國的創造力到底在哪兒？提升創造力，我們到底在哪里卡殼了？”

　　為了回答自己提出的這一問題，宮鵬仔細思考后認為，中國傳統文化對科學進步有不可忽視的深層次影響。

　　“反思中國科技創新能力不足的現實，可以找到體制、機制、外部環境等多方面的原因。但是，哪一方面跟我們的文化沒有關系？”宮鵬并不否認諸多方面存在的問題，然而文化缺陷是問題之根源。

　　由此，宮鵬用英文寫出《改進研究質量，中國需要國際幫助》（China needs international help to improve its research quality）一文。在此初稿的基礎上，《自然》雜志對文章內容進行壓縮，并將標題改為更加直接的《傳統文化阻礙中國科研》予以發表。

　　問診中國科研質量，宮鵬認為存有四個方面的嚴重問題：首先是中國文化中缺乏科學精神；其次，缺乏合作精神；再次，科研評價缺乏對成果原創性和質量的強調；第四個更大的問題是，整體科研工作缺乏分工。

　　“說穿了，就是研究的科學性不夠。”宮鵬感受到，科學精神依然未能在中國生根。“科學需要自由探索的精神，要有超越別人的勇氣，要做別人所未做。至少在我接觸的專業領域里，這些習慣和氣質的培養還十分欠缺。”

　　宮鵬有近20年的海外求學、從教、科研經歷，中西科研環境的差異和碰撞，無疑是促使他思考科研文化的動因。

　　宮鵬告訴記者，在國外，沒有一個學生見到他就問，“Peng, what do you want me to do?”（鵬，你想讓我做些什么？）而是每個人都有非常清晰的方向和目標，總想做出獨一無二的事情。而在國內，他感受到的卻是完全相反的情況，不僅是學生，很多研究人員都習慣于跟風，“哪兒熱，就往哪兒去”。

　　“做學問就是在探索新知，另辟蹊徑。”宮鵬認為，科學研究的目的就是發現新知識，因此首先需要懷疑，然后提出新的假設，繼而設計實驗去論證假設的真偽。“這是一條科學研究的主線。有的人會說，但根本不會做。”宮鵬說。

　　也正因此，科學需要超越與合作的精神。然而，在宮鵬看來，祖祖輩輩流傳下來的很多為人處世的規矩，與科學精神有抵牾。

　　比如，“木秀于林，風必摧之”、“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宮鵬認為，這些說辭正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側面，不鼓勵超越，也不弘揚合作。

　　“人在本性上應該是一樣的。”宮鵬坦陳，正是在中西對比中，他才有了這些文化層面的思考，“文化是包裹在本性之外，又最接近本性的東西。在不同的社會中，文化的包裹是不一樣的”。

　　在宮鵬的辦公室里，書柜中擺有歷史、哲學、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多社科領域著作，這與他龐雜的興趣愛好相符。

　　單就中國傳統文化而言，宮鵬坦率地承認，雖然雜七雜八留意、翻看過一些書籍，但他自認為并非有了多么深刻的、能夠上升到哲學層次的理解。在他看來，不過是從自身經歷中，感受到了傳統文化的影響，因此產生了一些“樸素的認識”。

　　“我的根是在農村。在我整個成長過程中，看到了中國從一個農業社會走到今天的商業社會。”宮鵬覺得他們這一代人非常幸運，能夠對社會巨變有深刻的體認。

　　宮鵬出生在農村，后來在一個小縣城求學長大。僅用了九年時間，他就完成了全部中小學課程。1980年，他考入南京大學地理系時年僅15歲。

　　“我不只讀課本、做習題，還喜歡看新東西。”在知識的海洋里，宮鵬無拘無束地遨游，喜歡在不同學科中穿梭，汲取養分。

　　“在南京，我第一次看到宋應星的《天工開物》，給了我很大的震撼。”在這本堪稱中國古代技術集大成者的著作中，宮鵬看到，他小時候在田間地頭熟識的播種機、脫谷、水車等農具，400多年來竟沒有發生改變。

　　對照在城市看到的機械化生產，小時候“在煤油燈下熏出來”的宮鵬感覺到，改革開放后打開大門的中國正迎來巨變。

　　與此同時，地理學系出身的宮鵬也意識到，飛速的發展在改變著人與環境的關系。在他的家鄉，農藥化肥的使用量迅猛增加，宮鵬說他“看著尿素、氨水、滴滴涕等灑向田間，味兒越來越大，鳥兒則越來越少”。

　　1982年，美國農業經濟及生態學家萊斯特·布朗出版《建立一個可持續發展的社會》一書，并很快被翻譯引進國內。大學期間，宮鵬讀到這本書，對“可持續發展”思想產生極大興趣。

　　“中國傳統文化中，哪些思想有助于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由此，宮鵬開始閱讀古書，希望從中國的古老智慧中，尋找對于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幫助。“如果沒有在農村的成長經歷，又學習到人與自然互動的環境地理，我也許不會有意識去思考這些問題。”

　　更為深遠的思想沖擊，則來自宮鵬近20年的海外經歷。1986年，他遠赴加拿大求學，在滑鐵盧大學拿到博士學位后，又先后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空間與陸地科學研究所，加拿大卡爾加里大學地球信息工程系，美國伯克利加州大學環境科學、政策和管理系工作、任教。

　　一路走來，宮鵬愈加感覺到，世界按照資本主義的邏輯運轉下去，可持續發展必然無法實現。“財富和商品以極快的速度在周轉，這個過程不計環境成本。商品和技術被迅速淘汰，可是，我們真的需要這些東西嗎？”

　　在宮鵬看來，enough is enough（夠用就行）的觀念在資本邏輯下被徹底打破了。與之相伴的是，人類在一定程度上變成了技術的奴隸，工業在不停推動人們前行，而非人類主導著工業發展，每一個人都被動地進入這種社會。

　　“這一切，都是對可持續發展的重挫。”宮鵬對此感到擔憂，“技術是商業發展的利器，兩者相結合，讓人迸發出強大的創造力。但是，也會對社會產生很多負面的影響。”

　　科研要為社會服務的說法并不新鮮，然而將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和技術發展緊密結合的科研也確實鮮見，宮鵬的研究正是其中一例。

　　“這是地理學科的好處。”宮鵬介紹，國外地理系的教學和研究一般偏重社會地理和經濟地理，其中很大一部分涉及到社會科學內容。就地理學本身定義而言，也就是研究人與環境的互動關系，因此免不了“思考社會現實”。

　　在國外求學時，宮鵬選擇了一所技術研究實力很強的學校攻讀博士學位，用他的話說，是“靠技術穩住了陣腳，也因此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色”。然而，在后來的科研中，他并未成為一名典型的“技術控”。

　　在伯克利加州大學工作期間，一位公共衛生學院教授邀請宮鵬，攜手利用空間地理信息進行流行病傳播研究。雖是機緣巧合，但雙方的跨界合作確實擦出了閃亮的火花。“我們得到了一些不進行交叉研究就無法獲取的重要成果。”

　　作為一個典型案例，宮鵬首次在世界上提出并建立基于遙感和地理信息系統的血吸蟲病傳播時空動力學模型。后來，又首次將基于球面坐標的全球空間分析技術應用于禽流感傳播研究。

　　氣候、環境、土地利用、人口遷移等各種因素全部串在一起，宮鵬的科研又在無形中促使他去關注社會科學的發展。

　　2008年，宮鵬作為當年唯一的獲獎者，獲得美國地理學會遙感專業委員會杰出貢獻獎。而在這一美國遙感領域最高獎項之一的歷史上，像宮鵬這般年輕的獲獎者寥寥無幾，那一年，他43歲。

　　近十年來，宮鵬逐漸將工作重心轉向國內，推動我國地球系統科學的發展。2000年，他與14位海內外學者共同創辦南京大學國際地球系統科學研究所，任所長；2004年，作為發起人之一被任命為中科院遙感應用研究所、北京師范大學遙感科學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2008年，作為主要籌劃人，協助北京師范大學建成全球變化與地球系統科學研究院；2009年起，協助成立清華大學地球系統科學研究中心，后擔任中心主任。

　　既然國內的科研環境并不理想，科研又受到傳統文化的阻礙，那么宮鵬為何還要選擇回國？對此他笑言：“這又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優點。我在這個文化中成長，滴水之恩，當涌泉相報，國家培養我十余年，報效國家理所當然。也有‘士為知己者死’的想法，學術界前輩的召喚，讓我覺得回國做事義不容辭。”

　　回國后，宮鵬也找到了新的學術增長點。近年來，他重點關注大尺度的遙感制圖和環境變化探測，其中，大尺度的最小界即為中國全境。這一研究，將全面支撐生物多樣性、生態學、氣候變化等一系列前沿研究。

　　“我希望能把它們都串起來。”宮鵬不想光做“技術活”，他想用這一系列研究成果支持公眾健康研究，目標落腳于讓公眾的健康水平得到更好的保障。

　　在宮鵬的價值觀里，和平幸福的生活是人類的最高境界，對這一目標的追求卻不能光靠科學。“科學本質上是發現新事物，但不代表你搜羅的寶物越多、知識越多，就一定更幸福。”也許正因如此，他還有一個更為遠大的學術理想，是要深入研究技術與社會的關系。

　　對于上述有關人類社會前途之類的大問題，宮鵬說他目前僅有一些零散的思考，但未來的目標是非常清晰的：努力發掘中國傳統文化的優勢，在今天的商業社會中走出一條可持續發展的道路。

　　學術名片：

　　宮鵬，1965年出生于山東萊陽。1984年畢業于南京大學地理系；1986年南京大學地理系碩士研究生畢業；1990年畢業于加拿大滑鐵盧大學地理系，獲博士學位。曾先后任加拿大安大略省空間與陸地科學研究所研究員，加拿大卡爾加里大學地球信息工程系助理教授，美國伯克利加州大學環境科學、政策和管理系教授、地理系兼職教授。現任清華大學地球系統科學研究中心主任。

　　主要研究工作是全球土地覆蓋/利用分類與變化監測、遙感生態測量學、環境與健康和技術與社會。在上述研究領域共完成400多篇論文(其中SCI論文180 余篇)、7本專著和8本編著。有3篇論文分獲美國攝影測量與遙感學會1993年度最佳遙感論文獎、Davidson會長實用論文獎和1994年度 Talbert Abrams大獎。1998年成為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首次對海外學者評選出的30位杰出青年科學基金(B類)獲得者之一、2004年成為科技部首批選出的 9位海外顧問專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