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黃金時代”背后：AI時代美國國家創新戰略的重構

　　近日，美國白宮科技政策辦公室發布《科學：新的黃金時代》（以下簡稱《黃金時代》）報告，以重塑美國科學技術體系、迎接AI驅動的科學革命和全球科技競爭為主旨，圍繞科研資助、人才培養、研究組織、創新基礎設施以及科學與制造的連接提出一系列政策主張。表面上，這是一份科學政策改革報告；更深一層，它回應的是一個國家的創新治理問題：在技術范式、產業結構和創新主體發生顯著變化的條件下，國家應當如何重新組織創新。

　　美國政府從來不是創新體系的旁觀者。盡管美國政策敘事長期強調市場機制、企業家精神和科學共同體自治，但從二戰時期的科研動員，到美國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局（DARPA）、國家實驗室和跨部門研發計劃，聯邦政府始終通過確定戰略方向、配置公共資源和設計組織形式參與創新過程。當前，人工智能（AI）等新興技術的發展進一步改變了創新活動的條件，重大突破越來越依賴跨學科知識、算力與數據、實驗設施、工程實現和產業制造的結合。正是在這一“AI的特殊時刻”，《黃金時代》重新闡釋國家作為創新組織者的角色，并試圖為今后較長時期的美國科技政策確立新的議程。

　　戰略目標的變化：從保持科學領先到構建國家創新能力

　　1945年，萬尼瓦爾·布什在《科學：無盡的前沿》中系統論證了美國聯邦政府支持基礎研究的責任，并確立了以大學為知識生產的重要載體、以科學共同體的專業判斷配置科研資源的政策共識。《黃金時代》有意把當前改革置于與1945年相呼應的歷史位置。這種類比并不意味著美國要簡單否定布什報告，而更像是一種政策敘事的重構：將過去數十年間已經存在卻分散在不同領域和機構中的創新政策實踐加以集中表達，重新說明國家為何以及如何介入創新過程。因此，理解這份報告，既不能把它視為突然出現的政策宣言，也不能僅僅把它理解為對傳統科學資助制度的局部修補，它是美國長期調整國家創新戰略的最新表達。

　　20世紀70年代以后，面對生產率放緩、產業競爭加劇以及科研成果轉化不足等問題，美國科技政策的關注范圍逐漸從科學研究本身擴展到創新體系。進入21世紀，科技競爭更明顯地表現為創新體系綜合能力的競爭，擁有領先的論文和科學發現，并不必然意味著能夠形成技術優勢、制造優勢和產業控制力。近年來，美國圍繞半導體、先進制造、關鍵供應鏈和AI基礎設施展開的政策布局，都體現了這種目標擴展。由此看，《黃金時代》面對的已不是布什報告所集中回答的“國家為何支持科學”，而是一個新的問題，即國家如何通過科學體系及其與工程、制造和產業的連接，形成可持續的創新能力。

　　這里所說的“國家創新能力”，并不是把所有創新活動重新收歸政府，也不是以行政計劃替代市場和科學共同體，而是國家在高度分散的創新體系中識別戰略方向、連接關鍵能力、組織跨主體行動并維持長期投入的能力。科學仍是這一體系的源頭，但它被放置在更大的國家戰略和能力形成過程中理解。《黃金時代》的意義，正在于把這種目標變化明確化：從主要支持知識生產，進一步轉向組織知識如何形成技術、工程、制造和產業能力。

　　創新組織的變革：從主體分工到能力重組

　　國家如何組織創新？《黃金時代》給出的基本答案是：確立共同任務，連接政府、大學、國家實驗室、企業和慈善力量，建設共享基礎設施，并通過新的研究組織推動跨領域協作。單看這些做法，它們并非前所未有。美國早已在國防、能源、航天和信息技術等領域發展出任務型研發機構、綜合研究中心和跨部門計劃。真正發生變化的，不是參與主體的簡單增多，而是創新所依賴的關鍵能力越來越分散在不同組織之中。

　　AI for Science最能體現這一變革趨勢。AI驅動的科學發現同時依賴領域知識、高質量數據、基礎模型、計算資源、實驗設施、驗證能力和工程團隊，但這些要素往往由不同主體掌握：大學和國家實驗室擁有科學數據與實驗條件，大型科技企業控制前沿模型、算力和工程平臺，專業研究團隊掌握領域知識與驗證能力。單一機構越來越難以獨立完成從提出問題、組織數據、訓練模型到實驗驗證和工程實現的完整過程。因此，AI時代的協同不能僅被理解為傳統的“產學研合作”，傳統合作通常強調主體之間的信息交流、項目協作和成果轉移；而新的組織任務則是圍繞重大科學與技術目標，把分散而互補的能力重組為一個可以持續迭代的發現與實現體系。國家組織創新的重點由此發生轉移，它不只是分別支持大學、實驗室或企業，而是圍繞戰略任務組織這些主體所掌握的能力，使之形成“問題提出—數據與模型—實驗驗證—工程實現”的閉環。

　　美國既有的任務型研發實踐為此提供了制度基礎。DARPA通過項目經理圍繞國家安全需求定義問題、設計研發計劃并動態管理多條技術路線；能源部則依托國家實驗室、大科學裝置以及研究中心，在長期科學積累與國家使命之間建立連接。《黃金時代》提出X-Labs、擴展ARPA式組織和建設AI科學基礎設施，實質上正是在新的技術條件下放大這種組織能力。但新的組織形式并不會自動產生戰略協同，更關鍵的是，宏觀目標如何轉化為不同主體可以共同執行的行動。美國通常不是直接指揮每一個創新主體，而是把戰略方向轉譯為可配置資源、可組織參與者、可持續校準的中觀行動單元。近年來，AI、量子和先進網絡等方向被確認為國家優先事項后，還需要進一步形成跨部門研發計劃、技術路線圖、階段性里程碑、部門項目和預算安排，并由大學、國家實驗室、企業及聯邦機構共同實施。在這一過程中，國家并不是直接組織創新主體，而是通過研發計劃、預算安排和組織平臺等一系列制度安排，將戰略目標持續轉譯為可以執行的創新活動。

　　資源配置方式的變化：從支持優秀項目到塑造創新組合

　　戰略目標和組織安排最終都要通過資源配置落地。《黃金時代》提出增加長期資助、支持高風險與非共識研究、發展更靈活的資助機制，并要求聯邦機構運用科研投資組合管理不同風險、周期和目標的項目。這些主張共同指向一個變化：公共資源配置的對象不再只是彼此獨立的優秀項目，而是面向戰略任務主動塑造創新組合（portfolio）。

　　創新組合不是若干項目的簡單匯總，而是一種圍繞目標設計技術路徑、配置互補能力并根據進展持續調整的資源組織方式。面對高度不確定的前沿領域，管理者很難事先準確判斷哪一條路線最終成功，因此需要同時支持多種可能路徑，設置清晰的技術里程碑，并依據階段性證據增加、壓縮或終止投入。組合管理的目的不是消除失敗，而是通過并行探索、動態選擇和及時退出，把單一路線失敗的風險轉化為整個任務層面的學習能力。

　　DARPA是這種模式的典型代表。其項目經理不僅評審外部申報，還要主動提出技術構想、界定任務、設計項目組合、選擇執行團隊并持續跟蹤技術進展。他所管理的不是一個穩定學科領域中的項目清單，而是一項有明確期限和技術假設的研發任務。需要強調的是，組合管理并不等于以少數管理者的個人判斷替代同行評議。它適用于目標相對明確、技術路徑高度不確定、需要跨領域組織和快速調整的戰略性研發任務；對于廣泛自由探索和長期知識積累，同行評議及穩定資助仍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黃金時代》真正提出的并不是用一種機制統攝全部科研活動，而是增加資助方式和研究組織的多樣性，使不同風險、時間尺度和任務類型能夠匹配不同的資源配置機制。

　　由此看，《黃金時代》的資源配置改革并非完全創造一種新模式，而是試圖把過去主要存在于DARPA、ARPA-E等特定機構中的戰略導向型組合管理，擴展為更廣泛的聯邦研發治理理念，其核心變化不是簡單增加或減少某類項目，而是把資源配置理解為塑造創新路徑和組織能力的過程，通過持續調整項目、技術路線、基礎設施和參與主體，使分散的創新活動逐步形成面向國家目標的能力組合。

　　如何理解美國的新科技戰略敘事

　　“新的黃金時代”是一種雄心勃勃的美國科技政策敘事。它所喚起的“過去的黃金時代”，是20世紀中葉美國依靠科學能力建立國家競爭優勢的歷史記憶。彼時的核心邏輯是國家支持科學，科學進步進一步促進經濟繁榮和國家安全；今天，科學發現仍然重要，但它越來越被視為國家能力形成的起點。國家還需要連接科學、工程、制造、資本和市場，才能把知識轉化為可以部署和持續再生產的創新能力。

　　這也解釋了為什么報告中的許多概念初看并不陌生：任務導向科研、公私合作、國家實驗室開放、高風險研究和ARPA式組織，這些在美國都有長期實踐基礎。如果僅以“是否出現了新概念”判斷報告價值，容易忽略它真正的政策野心。其值得關注之處，不在于發明了一套全新的工具，而在于把原本分散的制度實踐重新組合成一個新的國家創新議程，并以AI時代的科學革命、產業競爭和國家安全為理由，重新界定這些工具的戰略功能。

　　因此，對《黃金時代》的解讀既不能停留于報告內容的逐條復述，也不宜把所有既有實踐都宣稱為范式革命。更穩妥的判斷是：它體現了美國科技政策重心的持續移動——從主要維護科學共同體的知識生產條件，擴展到主動組織科學、技術和產業能力；從資助單個機構和項目，擴展到構建跨主體能力體系；從依據項目質量分配資源，擴展到圍繞國家任務塑造并動態管理創新組合。

　　歸根結底，《黃金時代》所表達的并不是國家要取代科學共同體和市場，而是國家必須增強在不確定條件下組織創新的能力：識別具有戰略意義的問題，連接分散的知識與設施，選擇適合不同任務的組織和資助方式，并通過預算和動態調整維持長期行動。它是否真的能夠開啟“新的黃金時代”，仍取決于這些改革能否在戰略集中與自由探索、積極管理與專業自治、國家任務與創新多樣性之間建立新的平衡。但可以確定的是，美國已經再次把“如何組織創新”置于科技競爭的核心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