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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小立
蘇州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
近日，有網友在網上表達了一個頗具代表性的克服教育“內卷”化的愿景，大意是只要大學放低錄取標準，實行真正意義上的“寬進嚴出”，“內卷”的動力自然就會消失。
事實上，有關大學“寬進嚴出”的提議，至少在30多年前就已經出現。不過，當時大學實行的還是“嚴進嚴出”，“寬進嚴出”作為一種“舶來”的“文化調味品”，只起到了開闊眼界、活躍思維的作用。
上世紀90年代，高等教育大眾化后，與之配套的“寬進嚴出”反而沒有多少人再提及。直至今日，學校教育“卷”成人人厭煩，但又都無奈參與的狀態，才不得不考慮以“寬進嚴出”解決大學的“內卷”問題。
從理論上說，科學的管理政策應該是前瞻性和實效性相結合。然而現實往往多變，在管理政策未能顧及的地方就會出現問題，它亦可以倒逼政策的調整和改進。
如今，大學面臨的就是這樣的局面。“內卷”化的現象愈演愈烈，卻絲毫未影響大學為此而前赴后繼的決心。相比之下，中小學的所謂“不要輸在起跑線上”恐怕還只能算是“預備動作”，大學在“卷”出第一、第二步后，似乎還要具備像人工智能圍棋高手“阿爾法狗”（AlphaGo）一樣的能力，想到無數步“后手”才會被業界認可。
高等教育大眾化以后，“寬進”的問題基本得到解決，與此相適應，“寬出”也就成了順理成章的結果。
然而，“寬進寬出”所產生的負面效應卻很少被管理者所反思。實際上，長期的“寬進寬出”已經讓大學變成了一個臨時的旅行客棧，大學生則成為了來去匆匆、無心戀“棧”的游客。因為所學課程的基本講法相差不大，并且都以就業為導向，以往那種一看就知道是“出身于某某大學”的獨特性，或者說標識變得相當罕見，大學對學生人生的影響力也因此大打折扣。
“嚴出”的前提是允許高校進行一定比例的正常淘汰。對少數頂尖高校來說，即便是在高等教育大眾化后，它們的學生也是通過嚴格篩選和激烈競爭而“嚴進”的，要對這些“天之驕子”再實行“嚴出”，似乎有些不近情理，何況相應的“出口”也并不通暢，更缺少相關的政策依據。
對多數高校來說，情況則相對復雜。有的高校仍希望保持相當的規模，或者說仍存在工作慣性。在以“數量”為標準的工作慣性下，它們會把規模縮小當成辦學“走下坡路”的表現；有的高校生源本就不足，它們已經想盡一切辦法吸納報考者，根本不可能實行“嚴出”；還有的高校鼓勵校友和在校學生通過拍攝小視頻的方式展示學校的硬件設施，為的也是吸引考生和家長的關注。總之，大多數高校都會擔心“嚴出”影響生源，進而影響本校的前途。
高校要真的實行“嚴出”政策，在校生這一關也不大容易過。過去30年的實踐不僅讓“寬進寬出”政策合法化，也讓升入大學的新生普遍產生逃離軍事化管理高中的“解脫”感，他們更希望通過大學在管理上的“輕松”療“應試教育”的“傷”，“嚴出”顯然不符合他們的心理預期，也會讓他們不知所措。
如果說對學生過于“從嚴”管理會重走“應試教育”的老路，進而演化成一種“內卷”的話，對學生管理的過于“放寬”，因為同樣處于“攀比”的旋渦中，也會形成另一種形式的“卷”。這兩種“內卷”背后的邏輯都是走極端，在類似的路上走多了，往往容易失去管理學生的分寸感。
最近，江蘇某高校因一位新生在學生手冊的考試中，以“網紅賬號”名填寫該校首任校長姓名而予以通報批評處分的決定，之所以引起公眾和在校學生的異議，就是因為沒有把握好應有的分寸。
無論是實行“寬進嚴出”，還是繼續實行“寬進寬出”，大學如果想避免衍生出新形式的“內卷”，就需要超越詞語上的形式主義，不過分糾結“詞語”本身的意涵，更不能以“詞語”作為“圈地自肥”的手段，真正在實踐中加以探索，創造出各種符合國情、校情的可能性，從而因勢利導，化解難題。如此才可能使大學有效避開墮入“塔西佗陷阱”的風險。
應該看到，“大學放低錄取標準”只能部分消解高中學生的“內卷”問題，對大學內部的各種“卷”則無法產生直接效應。以“低標準”錄取的學生在入學后，同樣會繼續參與校內各式各樣的“內卷”，并且由于知識水平的限制，不可能成為超越“內卷”的推動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