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果總差一公里創新能否“一腳油踩到底”

　　 “過去，科技體制改革就像修了一條路，讓企業、科研人員可以在上面開車跑。現在，不少企業做大了，變成了法拉利，可我們的路不能還是以前的鄉村公路。”一位科技企業負責人說，“我們需要一條更寬、更平、跑得更快的高速公路。”

　　對用于獎勵科研負責人、骨干技術人員等重要貢獻人員和團隊的成果轉讓收益比例，可從現行不低于20%提高到不低于50%；市場導向明確的科技項目由企業牽頭、政府引導、聯合高等學校和科研院所實施。鼓勵構建以企業為主導、產學研合作的產業技術創新戰略聯盟……近日，黨中央、國務院出臺《關于深化體制機制改革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若干意見》，意味著持續多年“胎動”的科技體制變革的大幕正式拉開。

　　下放科技成果使用、處置和收益權，給科研人員換上新動力

　　“我們正再次走到科技體制機制改革的一個新拐點。”北京理工大學科研院產學研辦公室主任陳柏強說，新出臺的改革方案牽住了問題的“牛鼻子”，“此前，根據事業單位國有資產管理規定，高校科技成果的處置必須嚴格履行審批手續，并且處置收入要上繳國庫，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高校和科研人員轉化科技成果的積極性”。

　　按照意見規定，要加快下放科技成果使用、處置和收益權，提高科研人員成果轉化收益比例，對用于獎勵科研負責人、骨干技術人員等重要貢獻人員和團隊的收益比例，從現行不低于20%提高到不低于50%。

　　對于這種變化，不少科研人員有所察覺。武漢科技大學計算機學院副院長符海東認為，這有利于引導科研人員“接地氣”，主動服務市場和社會需求，就像給科研人員換上新動力——“只要你有研究潛能，你想跑多遠，政策就能支持你跑多遠，甚至你可以‘一腳油門踩到底’！”

　　自上世紀末以來，國際社會經濟結構正日趨全球化、知識化、信息化、網絡化，科技創新日益成為各國爭奪經濟發展主動權、搶占產業振興制高點的核心關鍵。在這輪科技博弈中，企業已成為各國產業主導權爭奪的主力，但多年來，我國主要的科技創新資源一直在向高校、科研院所等非市場化主體傾斜集中，科技創新資源分配失衡、創新保護不足、研發與市場脫節等創新體制與創新環境問題突出。

　　“過去，科技體制改革就像修了一條路，讓企業、科研人員可以在上面開車跑。現在，不少企業做大了，變成了法拉利，可我們的路不能還是以前的鄉村公路。”一位科技企業負責人說，“我們需要一條更寬、更平、跑得更快的高速公路。”

　　“與過去相比，以文件方式確定科技人員的收益權是一個巨大進步。但是，科研工作中的收益分配，向來不是一個簡單的利益切割問題。”北京某高校科研院負責人表示，盡管我國2007年修訂科學技術進步法時，明確了項目承擔者依法取得發明ZL權等知識產權，但由于科研項目投資多元化等因素，科技成果無形資產的使用權、處置權和收益權，始終未達成共識。

　　為加速科技成果轉化和產業化，2011年，我國批準在中關村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率先開展中央級事業單位科技成果處置權和收益權管理改革，簡化800萬元以下科技成果處置流程。財政部、科技部、國家知識產權局等三部門2014年9月啟動了中央級事業單位科技成果使用、處置和收益管理改革試點工作，試點進一步擴大到東湖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張江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和合蕪蚌自主創新綜合試驗區。與此同時，北京、武漢等高校創新資源集中的地區也開展市屬高校科技成果處置權管理改革，將科技成果轉讓處置權完全下放至高校。

　　作為科技成果使用、處置和收益管理改革單位之一，陳柏強說，北京理工大學允許試點單位采取轉讓、許可、作價入股等方式轉移轉化科技成果，所得收入全部留歸單位自主分配，更多激勵對科技成果創造作出重要貢獻的機構和人員，調動科技人員科技創新和成果轉化的積極性。

　　相較于過去，意見明確提出的“不低于50%的收益”以及相應的個人所得稅制改革，是一個不小的進步。但這些政策如何落實，還有不少挑戰。

　　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把高校科技成果化為現實生產力

　　作為創新密集地的高校和科研機構，總是和市場之間隔著一堵無形的墻。科技成果轉化雖然取得了一些成績，但高校ZL技術轉化率仍普遍較低。如何打通基礎研究、技術開發、工程化和產業化這條科技創新鏈上的“堵點”？

　　創新驅動發展上升為國家戰略，這種變化加快了科技體制改革的胎動。清華大學教授劉立認為，新一輪科技體制改革，以突破科技創新同經濟發展不適應問題為主要目標，切實把科技創新擺在國家發展全局核心位置，激發全社會創新活力和創造潛能。

　　“意見勾畫了一條清晰的改革路線圖，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使科研人員更專注于做好擅長的事，這為高校今后的科技成果轉化指明了方向。”陳柏強說，這意味著把高校科技成果轉化為現實生產力，并不是說要高校自己去辦企業。

　　事實上，此前有的高校已率先走了一步。天津大學成立技術轉移中心，融技術集成、技術創新、信息咨詢、金融服務以及國際技術轉移5項功能于一體，將組建相當規模的專業技術經紀人隊伍。

　　天津大學科研院副院長楊明海表示，將來專業的技術經紀人不僅要把學校的科技成果推向市場，還要有敏銳的嗅覺，能把市場的有效需求帶回來。專業的技術經紀人隊伍其實是讓技術增值的地方，不僅是一項技術和ZL，還可把相關技術ZL組合在一起打包推向市場，從而推動一個企業甚至一個行業的技術革新。

　　不過，陳柏強坦陳，科技成果轉化是個系統工程，既要有市場化運作機制、應用性的研究成果，還要有良好的知識產權保護、人才與資金等資源配套。他認為，此前很多科研人員不愿轉讓科技成果，一個重要原因是商業誠信缺失，知識產權人的合法權益得不到保護。

　　對此意見明確，要實行嚴格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完善權利人維權機制，完善商業秘密保護法律制度，健全知識產權侵權查處機制，將侵權行為信息納入社會信用記錄。

　　此輪改革，科研人員最關注的，是意見提出的“建立高校和科研院所技術轉移機制，逐步實現高校和科研院所與下屬公司剝離，原則上高校、科研院所不再新辦企業，強化科技成果以許可方式對外擴散”。陳柏強認為，國家提出原則上高校不再新辦企業，實際上與近幾年高校校辦企業和學校自身發展出現的一些矛盾相關，因為高校教育的公益性和企業的逐利性本身就是不一致的。如果高校搞學科性公司，最終公司發展了，但把高校原本很強的學科和團隊轉移到企業，是否利于高校的學科建設和發展？

　　至于今后高校和科研院所與下屬公司到底怎樣剝離，如何操作，以及未來如果以科技成果作價入股和外單位合資辦企業的話，算不算新辦企業？這些，都需要界定和相關的配套改革跟進。

　　讓分類評價成為調節科研人員參與科技創新積極性的“閥門”

　　在科技界，科研評價向來廣為社會和科研人員詬病。針對過去評價體系不科學、“一刀切”等弊端，意見提出，要遵循規律、強化激勵、合理分工、分類改革，構建高效的科研體系，并明確強化對高校和科研院所研究活動的分類考核，對基礎和前沿技術研究實行同行評價，突出中長期目標導向，評價重點從研究成果數量轉向研究質量、原創價值和實際貢獻。

　　“這對于科研人員是一個積極信號。但問題是，在現行評價體系不變的前提下，真正有能力或有意愿從事重大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的研究者還會有顧忌。”符海東說，比如，在一所綜合類高校，工科教師如果過于深度地參與企業的技術攻關，一方面他可以獲得比較豐厚的經濟收益，但可能會遭致非議，甚至不為高校現行的評價體系所容忍。

　　“高校在傳統學術評價環境所形成的這種輿論場，可能不利于發揮科研人員的積極性。今后，在職稱晉升、評價中，研究者在應用研究中所創造的價值如何衡量，或許是釋放高校科研人員積極性的一個‘調節閥’。”符海東說，一位搞化學等基礎研究的老師，發SCI論文相對容易，而搞計算機等工科研究的老師，發一篇SCI論文實際上非常困難，但在現行體制下，兩個不同學科的老師在評教授時的指標可能是一樣的，這顯然不科學。

　　瞄準科技創新的此輪改革，一些社科研究者對此有所憂慮。“從實踐教學的角度來說，新政策在釋放科研人員創新積極性的同時，有利于開闊老師的視野，也有利于提高理工科研究生的培養質量。但若沒有相配套的制度安排，可能會對高校現有教學秩序帶來一定影響，一些科研項目較多的教師或會將主要精力放在能帶來收益的科研上，輕視本科生教學。”黃濤說，社會科學實際上也有創意、創新，甚至在解放人的思想、改變人的觀念認識，以及對自然科學的發展都具有支撐作用，但因社會科學的許多成果難以顯性轉化成現實生產力，所以，從成果經濟效益的角度比較，社會科學領域再資深的教授也難與自然科學領域的院士相提并論。如何測量文科成果的價值，始終是一個世界難題。

　　黃濤認為，在意見的激勵下，今后的社會科學研究者可瞄準新型智庫，為各級政府、企事業單位做一些真正接地氣、有針對性的調查報告、政策建議，同時，相關部門可通過改革評價體系，將社會科學研究者的調查報告、政策建議計為已轉化的科研成果，牽引社會科學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