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當選院士集體“追星”：想到他們，我們沒理由退縮

　　“跟這一代科學家相比，感覺自己很渺小。胸懷、情懷、格局，真的很難比。”

　　說這話的是中國科學院院士朱茂炎。此刻，他正站在中國科學院與“兩彈一星”紀念館的鄧稼先像前。

　　朱茂炎和鄧稼先是同鄉。“當年鄧稼先受命遠赴外地從事‘兩彈一星’絕密研究，瞞著家人，隱姓埋名20多年。”朱茂炎說，每想及此，感慨良多。

　　2026年兩院院士大會前夕，朱茂炎等2023年、2025年當選的院士來到中國科學院大學雁棲湖校區內的中國科學院與“兩彈一星”紀念館參觀學習。半山腰的“功勛路”旁，23位“兩彈一星”元勛的雕像靜靜佇立在翠柏之間，目光穿越時空，注視著每一位來訪者。

　　“真正的價值不在于被看見”

　　中國科學院院士王玨在“任老總”的雕像前駐足良久。“任老總”是航天后輩對任新民先生的尊稱。王玨說，他是我國航天事業的開拓者之一、液體火箭發動機的奠基人，也是航天后輩心中敬仰的“總總師”。

　　任新民早年留美，新中國成立后立即回國，隱姓埋名投身航天事業。“他一生堅持不唯書、不唯上、不唯洋、只唯實，為中國航天事業作出了巨大貢獻。”王玨說，“‘任老總’教會我搞航天不能只盯著眼前，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

　　“航天人做的就是‘十年磨一箭，萬人一桿槍’的事。”王玨在接受《中國科學報》采訪時說，“長征五號”從2006年立項到首飛，上萬航天人參與研制，許多試驗要做幾百遍甚至上千遍。很多人在聚光燈之外默默耕耘一輩子，甚至到最后也沒看到火箭上天。

　　“但這正是航天事業的鐵律——每一次成功發射的背后都是無數人矢志堅守、默默奉獻的日日夜夜。”王玨說，“坐得住，才能托舉得起。”

　　對于中國科學院院士葉國安來說，“兩彈一星”精神是刻在骨子里的，是核工業人的文化基因。

　　他向《中國科學報》分享了一個真實的故事：“有一位老院士曾在我們單位工作多年，留下了七八篇內部報告，但這段經歷在他的公開簡歷里從未出現過。我后來翻到那些報告，稿紙上連署名都沒有，直到很多年后才知道是他寫的。”

　　中國科學院院士何元智告訴《中國科學報》：“我們搞國防通信的，很多工作不能發表論文。外界看不到你的成果，你也不能說在做什么。”

　　“但正如‘兩彈一星’元勛們一樣，真正的價值不在于被人看見，而在于國家需要的時候你能頂上去、你的成果能頂上去。”何元智說。

　　坐“冷板凳”的人，心里要有“熱使命”

　　何元智還記得，她在本科期間參觀學校的衛星地球站，幾乎所有裝備都是從國外引進的，老師說裝備發生故障還得花大價錢請國外專家上門維修。“這件事讓我感到非常難受，心想核心技術買不來、依賴引進靠不住。”從那一刻起，她就暗下決心，一定要造出中國自己的衛星通信系統。

　　何元智告訴《中國科學報》，她和團隊曾選擇一項新型通信技術作為攻關方向，是全世界公認最難啃的“硬骨頭”，很多專家都不看好。但他們扎進創新攻關“深水區”，日復一日反復推演、積累數據、總結規律，多次深入一線惡劣環境試驗驗證，屢敗屢戰，最終突破了復雜環境中可靠傳輸的理論瓶頸。

　　“支撐我們的，就是那種‘再難也要把事干成’的信念。”她對《中國科學報》說，坐“冷板凳”的人，心里要有“熱使命”。

　　“兩彈一星”元勛的故事中，最讓何元智動容的是錢學森先生放棄國外優厚條件，沖破美國重重阻撓回國、從“零”開始撐起中國航天和國防科技事業，以及郭永懷先生在犧牲時用身體護住重要實驗數據的壯舉。“他們使我對‘兩彈一星’精神有了更加真切、更加厚重的理解，也引發了我幾十年始終堅守的那份家國情感、強軍事業的共鳴。”何元智說。

　　1986年，葉國安從四川大學化學系畢業，從事核工業研究，一干就是40年。

　　葉國安回憶說，20世紀八九十年代，國家經濟形勢不好，科研任務不飽滿，核工業經歷了一段很困難的時期，后處理專業更是面臨“還要不要繼續搞”的嚴峻考驗，不少人選擇了離開。

　　“但我看到身邊那些老同志，一輩子就這么兢兢業業地干過來了。人家能干，我為什么不能？”葉國安說，身邊老同志的堅守和核工業精神的熏陶，實實在在地打動了他、留住了他，后來國家有需要、有任務時，“那些年打下的基礎也終于派上了用場”。

　　作為長征五號運載火箭總指揮，王玨也經歷過“至暗時刻”。

　　2017年“長五”遙二火箭發射346秒后出現異常，發射任務失利，問題如果不能解決，將對嫦娥五號、空間站建設等任務產生重大影響。最終，研制團隊歷經908天，累計進行了40余次、1.5萬余秒關鍵技術試驗，總計超過2萬余次各種地面試驗，采取了227項改進措施，終于讓長五“王者歸來”。

　　“在那908天里，團隊負重前行，但每當想起老一輩在比我們困難百倍的條件下照樣干出了驚天偉業，就覺得我們沒有理由退縮。”王玨說，中國航天最可貴的就是從挫折中奮起、在苦難中鑄就輝煌，“這是這項跨代工程給我們帶來的精神滋養”。

　　中國科學院院士張宏在參觀后感慨，“兩彈一星”科學家們最了不起的是他們不畏艱難、憋著一股勁，誓要破解難題。

　　“我們今天許多仍在實驗室里默默探索、尚未取得原創性突破的科研工作者，在這種勁頭上是一脈相承的。”他說，無論是當年的“兩彈一星”事業，還是當今面向未知的原創性探索，都需要鍥而不舍、永不放棄的精神。

　　成果要用到一線，人就得待在一線

　　在參觀中國科學院與“兩彈一星”紀念館前，朱茂炎剛從納米比亞北部的野外考察中返回。

　　“受中東戰火影響，（去程）飛機坐了將近30個小時才抵達目的地，落地開了9個小時的車才到露營地，一路顛簸，連續幾十個小時沒怎么合眼；第二天一早我們爬很陡的山考察剖面，氣溫35℃，又熱又悶，山坡雜草下面全是亂石。當時，我感覺腳下踩的全是空的，幾乎暈倒在山上，無法站立。”朱茂炎向《中國科學報》講述說，這是他“從事野外工作從未有過的體驗”。

　　“所幸我身體底子還算好，不然以當地的醫療條件，如果沒撐住可能會有比較大的風險。”朱茂炎說，現在所面對的困難根本沒法與前輩們面對的困境相比，但確實遇到過“還要不要干”的艱難時刻。然而，“想到他們，我們沒理由退縮”。

　　“很慶幸我還是有點兒‘闖’的精神，總愿意做點兒跟別人不一樣的東西，遇到前人沒走過的路，也要往前探一探。”朱茂炎說，“兩彈一星”科學家們幾乎人人如此：面對未知，敢想，也勇于克服困難。

　　克服困難，對“兩彈一星”元勛們來說是家常便飯。

　　葉國安分享說：“當年搞原子彈研究時，哪有什么現成的實驗室和完備的防護條件？王方定先生當年就是自己動手搭工棚，一邊建設一邊研究。如果等什么都建好了再動手，原子彈什么時候能搞出來？”

　　對于一線科研人員來說，科研工作往往要以5年、10年為單位持續推進。如何做到不急功近利、不盯著文章和影響因子看，是許多青年科研人員面臨的現實困境。

　　對此，葉國安認為，評價一個科研工作者，最終要看他解決了什么問題、為國家和社會作出了多大貢獻，而不是發了多少篇文章。

　　“文章可以錦上添花，但國家需求才是我們搞科研的根本出發點。”葉國安說，“我們的很多項目是為生產一線服務的，成果最終要用到一線，就要把精力放在離問題最近的地方，和一線的人一起面對問題、解決問題。”

　　在葉國安看來，弘揚“兩彈一星”精神，身教重于言傳。“我希望通過自己的行動讓年輕一代看到，真正的科研不是為了發文章、爭頭銜，而是為了解決國家真正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