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評：論文代寫機構不能逍遙法外

　　 近日，安慶師范大學2012屆畢業生金鵬舉報稱，遵義師范學院人文與傳媒學院副教授趙井春在2013年公開發表的《論劉震云官場小說的批判性》一文，抄襲自己的本科畢業論文。該校也成立調查組，認定趙井春侵占他人學術成果屬實，學術不端行為情節較為嚴重。目前，趙井春已經被解除副教授職務；其所在學校也宣布對該論文撤稿，并登報聲明注銷；終止、撤銷其承擔的各類科研項目，兩年內取消其項目申請資格。

　　值得注意的是，趙井春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曾表示，2013年1月，他抱著僥幸心理，花了3000元從中介機構處購買了《論劉震云官場小說的批判性》一文。收到論文后，趙井春對該文沒作任何修改，直接轉投給了《遵義師范學院學報》。

　　在論文買賣中，多家論文代寫機構均稱保證原創。但相關專家表示，絕大多數代寫機構出產的論文都非原創。實際情況是：抄襲論文一旦被查出，購買者面臨相關處罰，而代寫機構和個人卻難追責。

　　代寫論文本就屬于非法經營，滿足的是畸形的市場需求，即便代寫的論文屬于“原創”，也是應該嚴厲打擊的。但我國對代寫論文這類經營活動尚無明確法律條款加以明確。因此，雖然有關研究早在2009年就指出，我國代寫論文交易市場產值已達10億元，而且媒體的跟蹤報道顯示，近年來代寫論文的利益鏈越來越龐大，只要在網絡搜索工具中輸入代寫論文，就可以輕松找到代寫論文的機構且正在進行代寫論文交易，可是卻不見任何代寫論文機構被追究責任。應該說，這種現象是十分荒謬的。

　　治理代寫論文現象需要供需兩端都要發力。

　　在需求端，應改革學術評價體系，淡化“論文情結”，而在供給端，則必須嚴厲打擊代寫論文這一非法行為，不能讓代寫論文的機構和人員逍遙法外。有律師建議，可借鑒替考入刑的做法，對代寫論文也入刑進行治理。筆者對此表示贊同，因為代寫論文交易的性質與惡劣社會影響就好比高考“替考服務”。

　　替考服務是有考生想主動找人替考，于是去找提供替考服務的團伙（好聽的說法是機構），替考服務的團隊則招募搶手去替考，按達成的替考協議（諸如考上某類大學）收取替考費，還有的則是替考團伙主動去尋找替考客戶，承諾安全替考保證考上大學。在《刑法》修正之前，追究組織替考者和搶手的法律責任一直很困難，雖然大家都知道這是嚴重破壞高考公平、造成惡劣社會影響的行為，卻因沒有明確的法律條款，無法對其追究刑責，直到《刑法修正案（九）》將替考入刑，這一問題才得以解決。

　　代寫論文與替考服務極為相似。渴求晉升職稱和通過考核、答辯者，自己寫不出論文，花錢請機構代寫，機構承諾論文原創，保證發表，按論文的檔次收取不同的費用。這樣的交易和高考替考交易一樣隱蔽，也同樣具有很大的危害性，嚴重破壞正常的學術秩序，影響學術的平等競爭。對于購買者來說，這是嚴重的學術不端和學術欺詐，用購買來的論文擠掉他人評職稱、申請課題成功，和高考請他人替考考出好成績被更好大學錄取一樣。而對于提供代寫論文服務的機構來說，是與購買者一起進行擾亂學術秩序，破壞學術公平的非法活動。

　　根據現行法律，提供代寫論文服務的個人和機構是可以以非法經營罪追究刑責的，因為非法經營罪包括“從事其他非法經營活動，擾亂市場秩序，情節嚴重的行為”。但是，由于從事代寫論文的個人和機構沒有注冊（監管主體不明）、購買代寫論文服務的個人往往由于自身行為不光彩，也不會對代寫論文機構進行舉報（無舉報、無報案監管機構就不介入），而且，按照目前高校和科研機構的學術管理和評價體系，也很難主動根據媒體曝光、網絡搜索的代寫論文機構信息去調查代寫論文行為（只看論文數量，不追究論文來源）。

　　因此，代寫論文的交易就可能公然進行、招搖過市，明知其犯法，整個社會卻對其無可奈何。這與替考入刑之前，替考團伙當年在大學校園、貼吧公開招募“搶手”和招攬替考“客戶”一樣。

　　人們必須意識到，這是必須改變的局面。一方面，治理代寫論文現象需要高校、科研機構從重視論文數量到重視論文的質量，從對學術進行行政管理和評價到實行學術同行評價，這是重塑學術價值觀，治理對論文的畸形需求；另一方面，則要借鑒將替考入刑的方法，把代寫論文入刑，尤其是組織提供代寫論文者（購買論文者追究學術不端責任和行政責任，對代寫論文者追究違法責任），必須追究刑責。如此一來，司法機關就有責任主動介入追查代寫論文，而不是代寫論文滿天飛，學術生態嚴重破壞，司法機關卻沒有任何治理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