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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科學與中國”院士專家巡講團走進大灣區，深入開展科普巡講。在活動開幕式上，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院學部科學普及與教育工作委員會主任楊玉良在接受《中國科學報》專訪時表示，我國在項目申報、評審中加入對科普的強制要求，目前時機已成熟。
楊玉良在受訪中。朱獻東攝 ?
“我國在項目申報、評審過程中，其實對科普是有一些要求的，但這些要求并不是剛性的，現在（將科普作為剛性要求）我覺得時機成熟了。”楊玉良對《中國科學報》表示，在社會各界對科學普及的重要性和重視已形成共識的背景下，科學家“向社會解釋項目意義和貢獻”至少有三方面的理由。
楊玉良說，一方面，西方社會喜歡講科學家是“用納稅人的錢從事科學研究”，因此有必要向納稅人解釋“錢花在了什么地方”；在我國其實情況類似，科學研究的各種經費、預算是經過全國人大和各級人大表決同意的，因此科學家們也應對科研經費的使用對人大、對對廣大公眾有所交代。
第二方面，科學家的科學普及和科學教育，關系到科研隊伍是否后繼有人。“中國要成為科技強國，就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一流科技人才，一流人才哪里來？從年輕人和孩子中來。”楊玉良說，科學普及是啟迪年輕一代積極投身科學的重要方式，每位科學家都有責任確保自己所在學科領域的科研隊伍后繼有人，因此科學家們躬身科普和科教，責無旁貸。
第三方面關乎“科學土壤”。“科學土壤簡單來說，是指普羅大眾基于對科學研究的了解，所能給予的理解和支持。”楊玉良認為，一個科學土壤貧瘠的國家，即便擁有一流聰明的腦袋從事科研工作，其能夠產出重大成果的概率也不會很高；反之，如果一國的科學土壤肥沃，科學家能夠得到應有的支持，他們就有更多機會作出有影響力的成果。
“從這三個方面，可以看出科學普及與科學教育的意義巨大。認識到這一點，我相信科學家應該感到這種責任。”楊玉良說，科學普及和科學教育的目的是讓民眾的科學素養都有所提高，“這是我們實現科技強國的必由之路”。
圍繞科學普及和科學教育，《中國科學報》與楊玉良還聊到了改良科學土壤、健全科普人員評價機制、如何成為一個好的科普人等話題。以下為《中國科學報》與楊玉良的訪談內容（作者對訪談內容作了不改原意的修改）。
《中國科學報》：當我們把科普和科學教育兩個話題放在一起的時候，談論的是什么？
楊玉良：科學教育是科普的應有之義。
科普的第一方面是把科學知識普及給民眾，但更重要的是傳播科學精神。藝術求美、科學求真，科學精神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求真，按照自然規律辦事。
科普還有一點就是倡導科學思想和科學方法。數學依靠邏輯演繹，實驗科學要依靠歸納判斷，這都是科學思想方法。不同的學科有不同的認識規律，那么我們做科普，就是要讓公眾、讓受教育者能夠完整把握科學研究和科學思考問題的方法，這就需要加強科學教育。
《中國科學報》：相比以往，當前我國科學土壤或科學環境，是否更利于科普工作開展？
楊玉良：是這樣的。科技創新和科學普及是實現創新發展的兩翼，正在社會各界形成越來越廣泛的共識。這為我們開展科普工作提供了深厚基礎。
此外，現代社會的發展，讓人們對科學知識和科學思想、科學精神的需求越來越大，這也給科學教育和科學普及提供了很大的機會。但同時，也提出了新的挑戰。
《中國科學報》：對科普提出的挑戰，具體有哪些方面？
楊玉良：當前社會，信息傳播手段越來越豐富，這也給了一些不良思想和帶有誘導性的資本以可乘之機。結果是，各類信息中充斥了相當多的假科普、偽科普、打著科普幌子的商業營銷等等。而同時，本該承擔激濁揚清責任的媒體，許多由于科學素養不夠，不但不能及時屏蔽“噪音”，反而制造了更多混亂，這也是非常值得關注的方面。
我們還沒找到一個很好的辦法，能夠“告訴”民眾哪些文章是可信賴的、哪些是不值一哂的。這方面的方法我們還在研究，同時我們也準備出臺一個關于科技報道的規范，幫助媒體客觀地報道科學技術成果。
《中國科學報》：科學家該怎么講好科學故事？或者說，一個科學家并非天然是一位科普專家，要成為科普好手，他/她需要做哪些努力？
楊玉良：科學家要成為科普專家，是需要一定的“修煉”的。這也是我為什么覺得我國現在在項目申報、評審中加入對科普的強制要求，時機已經成熟了——要逐步地讓科學家掌握這項能力和承擔科普責任。
從成為科普作家或科普專家的角度，除了要對領域知識非常熟悉之外，我認為還有幾方面的要求。
首先，不僅要熟悉所科普的領域知識，還要在科學范疇內，對周邊的學科也要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如果人類的科學知識是一處風景的話，你對這塊“山頭”所處的位置、周邊的“地貌”也要有所認知。
其次，能把科普做得很好的科學家，一般都有比較高的哲學素養。許多優秀的科學家到最后，都或多或少活出一些“哲學意味”，我想這并不是因為他/她做不動科研了，而是有了更多的思考。而且，一位科學家有了基本的哲學觀念，才能在科學發生變革時，趕上這趟快車而不是迷失方向。同時，擁有哲學思想對于理解科學非常有助益，會有很好的科學品味。
第三，是要有一定的文學或文藝素養。就如基礎科學領域的科學家，不少人都有很好的數學素養，數學是描述科學的一種語言，但這門語言只有一小部分人熟悉，面向公眾，需要文學的、藝術的語言。尤其現在信息傳播有視頻、動畫等各類表達形式，這對科學家提出了更高要求。
《中國科學報》：做好科普要同時具備這三種素養，那對科學家的要求還是挺高的。
楊玉良：確實如此。我們（指中國科學院學部科學普及與教育工作委員會）現在也在跟教育部相關部門討論這個問題，希望在學校尤其是高校中，設法提升這方面的素養，未來我們會與相關部門合作促進這件事。
現階段，我認為科學家們可以跟科技媒體記者、專業作家甚至文藝工作者等合作，一起講好科學故事，把科普做好。這是可以實現的，比如霍金的《時間簡史》，僅靠霍金一人很難有那么高水平的完成度，背后的文字編輯等各方面都起到了很大作用。
《中國科學報》：日前，科技部官網發布了“關于公開征求《中華人民共和國科學技術普及法（修改草案）》意見的公告”。修改草案專門就“設立科普獎項”“建立專業化科普工作人員隊伍”“健全科普人員評價、激勵機制”做了改進，對此您有什么看法？
楊玉良：“健全科普人員評價、激勵機制”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
我認為大多數科學家，科學研究水平跟做科普、科學教育的水平是并行的，一般一流的科學家，其實內在也是一位潛在的科普好手。那么在這樣的前提下，對于一個國家來講，更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要讓研究人員把科普作為一種內在沖動，而非出于功利目的。
我認為優秀的科學家一般都有兩種內在沖動，一是在科研中探索未知的沖動，二是向人描述他/她所研究專業領域新動向的沖動。
據我的觀察，有些即便是沉默寡言的科學家，一旦話題涉及到他/她的專業領域，都會變得很活躍、很健談，這就是做科普的內在沖動。我們要怎么把這種內在沖動發揮出來？我的看法是，若是不能支持也沒關系，但不要給他們設置障礙，不要限制他們。
《中國科學報》：不要設置障礙，指的是什么？
楊玉良：比如一些功利化的考評指標就是在限制他們。科學家們往往為了項目、論文、帽子、獎項等等忙得焦頭爛額，這些就是障礙。還有一種不良思潮，認為科研做得不好的才會去做科普，這也是一種障礙。
《中國科學報》：您認為這背后的內在原因是什么？該怎么化解？
楊玉良：我曾經提過一個詞，叫作“單位功利化”。對一個科研人員的不合理的考評指標，來自于對一個科研單位不合理的考評指標；對一個科研單位不合理的考評指標，來源于對一個部門的不合理考評指標……“單位功利化”看起來好像距離一線科研人員有好幾層距離，但其實這種影響還是很大的。
所以問題歸結為該怎么對科學家隊伍進行管理。1982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肯尼斯·威爾遜曾經一度因“成果不突出”差點被學校董事會投票辭退，但時任校長當時選擇相信他，并未對他有過多的干預。幾年后，威爾遜成果井噴，并在后來獲得諾獎。
這個典型案例說明什么？我個人觀點，對于科研人員，如果選擇相信他，就要清楚什么時候該管，什么時候不管。對科學家隊伍的管理是一門藝術，遵從科學發展的客觀內在規律、圍繞如何讓科學家隊伍發揮最大效應的命題來設計對科學家的管理，是一項非常重要的基礎工作，也是一個重大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