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辯轉基因：爭議為何變成爭吵？

　　前不久發生的轉基因“崔盧激辯”，無疑是一次非常不成功的科學對話。不過，諸如此類將爭議演變為爭吵的場面，在近年來公眾所關心的爭議性科學話題中時有發生。科學傳播學者由此反思，他們所推崇的平等對話究竟為何不能起到真正的效果？公眾參與科學的科學傳播模式，又為何難以實現？當下的種種問題，都需要科學傳播的研究者和實踐者認真探索，其中面臨的挑戰恐怕難以輕易克服，但要讓科學對話得出有建設性的結果，恐怕舍此無他。

　　■賈鶴鵬（美國康奈爾大學傳播學系）■王大鵬（中國科普研究所媒體科技傳播研究室）

　　繼發布赴美國調查轉基因的紀錄片并獲得廣泛關注后，央視前主持人崔永元日前再次因轉基因議題引發媒體熱議。3月26日晚，崔永元參加了由復旦大學新聞學院組織的“新聞大講堂”，并發表題為“班門弄斧轉基因”的演講。演講提問環節，崔永元與復旦大學生命科學學院副院長、生物學家盧大儒爆發了長達17分鐘的口舌之爭。

　　這段“激辯”視頻被發布到網上后引發了強烈反響。贊同崔永元者大呼過癮，支持轉基因者則痛斥崔永元狡辯。但無論哪一方，都不認為這是一次成功的對話。

　　這次對話，也讓人聯想到2013年9月至2014年2月，崔永元與科普作家方舟子之間以微博為平臺，就轉基因問題進行的激烈爭論。2013年9月8日，針對方舟子此前一天在網友組織的試吃轉基因玉米活動上，發表的“應創造條件讓支持轉基因者天天吃轉基因”的言論，崔永元發布微博說，“公眾有吃和不吃的權利。”該微博引發了兩人之間以微博為平臺的爭論，直到2014年3月1日崔永元發布赴美調查轉基因的紀錄片后才基本告一段落。

　　崔永元與方舟子的爭論，盡管持續時間更長，論辯雙方也有充分的時間來引經據典、查找證據，微博平臺也容易創造更多地互動，但結果同樣難說有效。除了雙方完全拒絕對方的立場并互相指責外，支持雙方的網友之對立依然尖銳，絲毫看不到彼此的隔膜有被彌合的跡象。

　　除此，媒體等中立機構也曾組織正反雙方舉行過多場針對轉基因話題的現場辯論，比如2015年1月18日由鳳凰網主辦的辯論。如果說，辯論的目的是為了說服對方或至少讓雙方更愿意理解對方立場的話，這一目的顯然并沒有達到。

　　究竟是什么原因，讓科學傳播學者推崇的平等對話起不到效果呢？進一步講，這是否意味著以平等對話為標志的“公眾參與科學模型”——這個至少在學術界被認為應該取代以科學家教育公眾為特征的“缺失模型”的科學傳播方式，難以實現其目的呢？

　　理解科學對話當激烈的爭論突然在現場、媒體或網絡空間激發了人們的興趣和情感投入時，公眾往往會迅速抓住最能打動他們的信息并形成態度，而這種信息經常是負面的。

　　我們該如何理解和解釋“公眾參與科學”所表現出的明顯不足呢？也許，審慎地解讀以崔永元為辯論一方的兩次不成功的對話，可以為我們提供一些線索。

　　從道理上講，通過公眾參與科學——或者說通過各種形式的對話——參與的各方本該有更多的機會去了解對方的立場，從而有可能實現更多的相互理解。但科學對話的熱情推動者可能會忽視，對話在呈現更多供人們理解的“立場”時，也會同時暴露出更多可能挑起爭論的素材，進而挑起更多情感性的投入，并讓參與者認為，自己有侵入并征服對方領域的假想。

　　以崔盧對話為例，值得玩味的一點是，崔永元對盧大儒的突然發問：“黃金水稻轉入了幾個基因？”對此并不熟悉的盧大儒（其主要研究領域是與人類腫瘤相關的遺傳問題）一時語塞，而能言善辯的崔永元立刻抓住了這一點，得出了“科學共同體不靠譜”的結論，并以此引導著兩人整體的對話。

　　客觀地講，生物科學種類紛繁復雜，有各自的特定語境和內容，盧大儒面對突如其來的問題難以準確回答，并不代表其生物知識的欠缺。但在激烈爭論的語境中，盧大儒這種“知識的臨時弱勢”所帶來的，則是己方防線的部分塌陷。

　　從心理學角度出發，現代認知原理中的一個基本假設，就是人類認知能力有限說。在長期的進化過程中，為了克服人類的有限認知能力，我們的祖先養成了諸如只關心對自己最重要的事情（選擇性記憶）、選擇性遺忘、更加關注負面消息（負面偏好）、動機性推理（人們往往本能地選擇證據，維護自己的既定觀點）等種種習慣。

　　在轉基因的問題上，一個尷尬的局面是，當公眾對此不關心時，很難對其進行轉基因的知識普及，即便普及了也很難被記住。但當激烈的爭論突然在現場、媒體或網絡空間激發了人們對轉基因的興趣和情感投入時，公眾往往會迅速抓住最能打動他們的信息并形成態度，而這種信息經常是負面的。而一旦形成這種態度，人們遇到新的轉基因信息時，往往本能地把它與自己的既定態度進行比較，然后迅速做出決定。

　　這些都可以用來解釋，何以現有的對話，并沒有讓人們更加理解和接受轉基因。

　　對于通過多年主持實踐而深諳論辯之術的“崔永元們”來講，讓爭論變成這種爭吵，毫無疑問能更加容易地在最大限度上引導受眾的情緒和態度，何況，在科學問題上駁倒一個科學家所帶來的支配異域的想象，其快感本身都讓人陶醉。

　　以爭論來實現科學對話，不僅會像上文所分析的那樣，激發情緒并讓善辯者占優，也會暴露出與科學的運行緊密相關的、但常常不被科學家所認識到的各種其他因素。在這些因素中，與公眾是否接受科學直接相關的就是信任與價值認同。

　　觀察盧大儒與崔永元的辯論，我們可以看到，盧大儒力圖分割開“管理”這一更容易導致中國公眾對科學失信的因素，而崔永元則緊抓這一點不放，不僅提及黃金大米實驗的違規，也把前中國工程院院士李寧在轉基因專項中的違規和貪腐放大到整個轉基因研究。

　　在崔永元與方舟子的轉基因辯論中，崔永元一方也充分表現了對政府部門、轉基因科學家和科普作家方舟子等人的質疑，聲稱“肘子及農業部肘子撒謊成性，欺騙公眾”。崔永元還在其微博中多次引述：“一位研究生對我說他們在實驗室會把含轉基因成分的殘留物直接倒下水道里！師生！”在談及常規的食品安全管理不利后，他又說道：“就這水平，你相信他們能管好轉基因食品？”崔永元還集中批評轉基因科學家是既得利益群體，將轉基因主糧商業化的目的是中飽私囊。與此同時，崔永元著重突出自己行動的道義正當性，他多次強調自己赴美、日進行轉基因調查完全自費，完全是為了公益目的，完全不受其他影響。

　　從崔盧辯論中，我們可以發現，盧大儒試圖將科學與管理和倫理問題切割開來進行談論，確實是認識到后者出現的種種問題對于公眾接受科學的影響。但他顯然沒有認識到，對于公眾而言，兩者很難切割，在激烈的爭論中這種分割就更加不可能實現。這也是形式上的對話，并沒有讓更多公眾接受科學（至少是有爭議的科學）的原因。

　　完善科學對話涉及爭議的科學傳播過程中，公眾參與科學的解決方案已經無可避免，但所謂“公眾參與科學”并非就是通過對話與互動來說服公眾支持科學。

　　如此說來，科學對話是否對解決和改善科學爭議無能為力呢？說得再學術化一點，是否以平等對話為特征的公眾參與科學，不過是民主理想在科學事務中難以成真的幻想呢？事實顯然并非如此。

　　2008年，美國科學院出版的《公眾參與環境評估與決策》報告，系統綜述了公眾參與科學與環境治理的1000多項研究，它們在總體上指出：公眾參與是一種有效的環境治理方式，但恰當的議程設計、代表選擇、知識運用對保證這些參與活動的成功至關重要；通過程序設置來確保平等和有效的表達，才能讓環境科技議題的討論卓有成效；公民參與的深入討論是否影響政策，對于公民參與的效果有直接關系。

　　借鑒這一結論來回到“崔方”及“崔盧”之爭所代表的轉基因爭端、甚至更廣泛的現代科技爭議，我們發現，這些流于爭吵的“對話”并不具備《公眾參與環境評估與決策》所分析和建議的種種特征。

　　首先，對話的突發性和非官方性（從而無法影響政策）讓參與者——至少是讓崔永元所代表的挑戰權威一方——難以樹立起有建設性的動機。當然，這樣的對話也更加談不上在程序上進行了妥當安排。在這種情況下，在話語上壓倒對方，取得自認為的知識上的勝利，成了挑戰者的主要訴求。從這一點來說，幾次這樣的“對話”從爭論走向了爭吵也有其必然性。

　　其次，缺乏參與各方的代表選擇，也難以讓諸如此類的對話起到真正的建設性作用。我們看到，在網絡上，爭論雙方的支持者基本上自說自話，很難實現彼此的對話和理解。

　　第三，認識到管理、信任、價值等因素與公眾對科學的接受密不可分，進一步認識到它們會成為科學對話中的必然主角，這對爭論中的科學家一方尤為重要。試圖將價值因素與科學本身進行切割，至少在互動的科學傳播中是難以做到的，除非對此有了程序性的約定。

　　基于上述分析，我們需要認識到，在科學傳播過程中，尤其是涉及科技爭議的傳播過程中，公眾參與科學的解決方案已經無可避免。但公眾參與科學并非就是通過對話與互動來說服公眾支持科學。為了“讓”公眾能有效地參與到對話中，科學界及政府部門應該采取更加公開坦誠的姿態傾聽民意；并要在議題選擇、參與主體、人員與經費安排、運作程序與機制，以及如何在項目或政策實施中體現民意反饋等方面做好周密準備；在專業問題上，則要逐步探索, 做到既確保科學知識的中心性又要讓公眾的關切得到關注。

　　這些都需要科學傳播的研究者和實踐者認真探索。毫無疑問，這些挑戰難以輕易克服，但要讓科學對話得出有建設性的結果，舍此無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