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機論為中國新文化帶來哪些新氣象

中國的生物學成為一門獨立學科的機緣是什么？對“科玄論戰”，生物學家秉志和費鴻年為何會“審慎地思考”？這都與一個人和他的學說有關，他就是德國生物學家、哲學家杜里舒（1867—1941）及其生機主義學說。

不僅如此，除了生物學家外，那一時期的哲學家、教育學家分別從各自專業角度對生機論進行了詮釋，強調各自學科的獨特性，并將生機主義理念應用在研究實踐中。生物學家宣告生物學獨立，哲學家提倡“生之形而上學”，教育學家則推行了道爾頓制、游戲教學法等教育實踐。

100多年前，1922年9月9日，應蔡元培、梁啟超等人發起的講學社邀請，杜里舒與其夫人于法國馬賽港登上前往東方的客船，他將在中國進行為期一年的講學活動。這是新文化運動的重要舉措之一，他們還邀請了包括杜威、羅素在內的各國學者來華演講，以期把握各國思想界動態，博采眾長。

杜里舒將為中國的新文化帶來哪些新氣象？這里先從他的生機論說起。杜里舒是19世紀末興起的生機論的代表人物。當時的生物界中，以德國動物學家和哲學家海克爾為代表的唯物機械論可謂是權威，這一派學者將生物視為一部復雜精密的機械，各種生命活動都依照物理、化學定律獲得解釋。

杜里舒根據其實驗觀察，發現并非所有的生命活動都可以通過理化原理得以解釋，例如復生現象，又如將早期的胚胎細胞分離，它們卻能分別發育成完整個體。因而，他推測生命活動有特殊的動因和法則，以及明顯的全體性和目的性。

他借用亞里士多德的Entelechy（隱德來希，意思是自身即目的）來指稱這一生命特質，從機械論的生命學說轉向了生機論，并且宣稱生物學是一門獨立于物理和化學的學科。

由于隱德來希是一種非物質非能量的因素，是杜里舒基于同時代科學不能解釋的現象而進行的邏輯上的推論，不能通過實驗證明或證偽，他便進入哲學領域尋找進一步的解釋。他認為，生命現象在科學范圍內無法得到徹底的解釋，需借助哲學與形而上學才能探究更本質、更終極的真理。

杜里舒的生機哲學，在中國引發了廣泛關注。它不僅為張君勱、梁啟超等人的新文化方案提供了理論支持，啟發了現代新儒家，生物學家和心理學家也對其表現出濃厚興趣，并對科學和人生的問題提出了自己的思考。

杜里舒訪華期間，中國學界正進行“科玄論戰”，國內學者對于生機主義的譯介，為我們提供了以往研究中沒有注意到的關于科學、哲學和人生的思考。簡要來說，各位學者分別從認識論、價值維度以及教育理念等三個角度對生機論進行了介紹。生機論是和量子力學、相對論在同一時期介紹到中國的，這些都刷新了學者們對于科學的認識。

費鴻年認為，生機論的最大貢獻在于，用實驗的方法證明了生命的自主律。他認為，生物體遵循特有的“統一因果律”。在受到外界各種刺激時，生物體始終向著整全性發展。這暗示出生命科學與無機科學在認識論上的區別，動搖了以還原論為基礎的科學大廈。

當時的中國生物學科仍處于發展早期，所以這種認識論上的不同引申出對生物學科獨立性的提倡。秉志作為當時的學科帶頭人，更是直言：“生機哲學于將來生物學之革舊謀新，必生最大影響。”他認為，倘若只采用理化方法，生物學恐怕只能是理化的“附庸”，而不能成為“純粹獨立之科學”。

在張君勱、瞿世英等哲學家看來，生命現象和物理現象的相互獨立性證明了區分精神科學和物質科學的必要。張君勱認為，隱德來希是精神性在生物界的具體表現，所以很難在經驗界內部求出其法則。

此外，哲學家更關注生命自主律的價值維度。對他們而言，哲學的效用就是為人生觀尋一個合理的依據，養成適當的人生態度。他們反對機械論的原因在于，在機械論的人生觀下，人的活動受到物質規律的制約，仿佛一件可以任意受外力驅使的器具，這樣的人生很難有什么意義可言。

生機哲學強調人格的完整性，承認先驗界的存在。人的精神生活得以保障，人才能夠浩然立于天地之間，享受與天地參的自由。

對于人性的思考也體現在教育理念中。心理學家及教育家高覺敷指出，幾乎所有的教育理念都基于對“人是什么”這一問題的答案而定，機械主義和生機主義分別代表兩種最基本的答案。機械主義的教育觀注重對人后天的培養和塑造，而生機主義的教育觀則認為教育的目的在于激發每個人天生的個性。

這兩種教育理念的目的也不相同。機械主義的教育能更好地為社會發展服務，使得人人成為對社會有用的人。生機主義的教育則以人為本，目的在于使人的個性張揚，社會應該提供開放包容的環境。

高覺敷表示，兩種教育理念應該結合，以發展個性為目的，以后天的引導、訓練為手段。教育家舒新城在吳淞中學推行的道爾頓制教育，亦基于生機主義的理念，注重激發學生自由、自動、合作的潛力。

由此可見，杜里舒學說的系統性為各領域學者提供了共同的平臺，打破了學科壁壘，促進了跨領域交流。當時，無論是科學家還是哲學家，很多人對于生命問題的反思都兼具科學和人文的關懷。

學者們不僅關注生機主義的學術意義，也重視其道德意涵和社會影響。他們強調科學和社會的互動關系，認為科學理論也具有道德意涵，科學進步應兼顧社會影響。生機論正是對機械論造成的倫理物質主義的一種挑戰。

杜里舒的譯介和“科玄論戰”是在同一時期發生的，生物學家雖然沒有直接參與“科玄論戰”，但對科學和哲學關系進行了深入思考。

費鴻年以杜里舒的生機論為基礎，發展出了自己的理論，并于1924年出版了《新生命論》一書。他坦言，科學有其界限，科學和哲學互相補充。

秉志也認為生命問題并非全由科學方法解決，有時仍需哲學推理，這可以促進科學的進步。當胡適、陳獨秀、丁文江等新文化運動健將大力宣傳“科學方法萬能論”時，秉志作為科學家，反而擁抱了哲學方法。

秉志和費鴻年的態度讓我們看到，科學家專注科學，并非將科學信仰化或意識形態化。在當時的學界中，科學與哲學的關系可能并非如“科玄論戰”中呈現的那么劍拔弩張。

在喧囂的“戰火”背后，仍有不少審慎地思考。學者們以超越自身專業的眼光、敬畏的態度探索生命的本質。在這一探索過程中，科學和人文不再二元對立，而是形成一股合力，一起走向未知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