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國柱：學生評教這杯苦酒是如何釀就的

　　清華校長近日針對學生評教的一番話，有點像是皇帝主動剝去了身上的“新衣”。顧秉林校長提到清華大學的學生原先平均成績是70多分，后來是80多分，現在變成了90多分。學生成績步步高，校長不認為是好事。的確，平均90多分，已使得學生成績評定變得毫無意義，如果說還有“意義”，那就是在為喪失了誠信的社會繼續“添磚加瓦”。長期的通脹必成滯脹，也許百分制有一天會被150分制取代，這也是一條不歸路。某校一個學生在表達對一位教師不滿時就這樣說：“（她）居然給學生的分數用‘7’打頭！”也有學生曾明確告訴筆者，有的老師給學生打分的起點是90分。想一想當年著名史學家向達先生在北大任教時給自己的學生最高成績為75分并傳為美談，真恍如隔世矣。顧校長顯然對此類情形了然于胸，他認為這是學生評教惹的禍：“現在要求大學以學生為本，重視人才培養，于是大學都開始重視學生對老師的評價，甚至把學生對老師的評估作為重點內容。這導致一些教師從對學生嚴格要求變成放縱。以學生為本難道就是僅僅重視學生評教？這簡直就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2010年10月18日，《文匯報》）

　　從海外借鑒而來，他山之寶玉的學生評教模式，卻釀出了一杯讓人難以下咽的苦酒，原因何在？

　　原因之一，“逼評”。拜信息時代所謂“辦公自動化”之賜，學生“一個都不能少”，每個學期末每個學生都必須上網登錄對所修課程作出評估，每一門課程數十項指標也是一個不能少，即使不假思索，讀完指標提示當即作出評定，評完一門課程也得近十分鐘，若一個學期選修十門課，不用太認真，差不多得花去一個多小時，期末臨考前的沖刺階段，殺出一個復習時間“劫道”者，不完成評教就不能進入必須完成的其他程序操作，如下學期的選課、查閱本人考試成績等等，如此“綁定”，自然是無一漏網之魚，人人參與的表象背面，是對個人權力的漠視。這種捆綁式的評教模式，不僅使眾多學生十分反感，也背離了大學所致力于培養的獨立人格與自由精神，這本身就是對“以學生為本”的一個莫大諷刺。有學生直言，我從幼兒園就開始評議自己的老師，評了十幾年，我更愿意將評議的結果深藏于心中，從不打算與人分享。對這樣的學生，可以表示遺憾，但更應該表示尊重。有些事情，可以批評甚至作道義的譴責，但不能予以懲罰，如一國之選民是否參與政治投票，學生是否參與課堂教學的評估等等，均適用于此一普世價值。

　　原因之二，“重復囚徒困境”。值得玩味的是，一些高校在推出并實施學生評教舉措時已經考慮到了可能出現的“以分換分”情況，因而設計了一種類似于“囚徒困境”的制度安排，即師生均在不知自己“得分”的情形下給對方“打分”。但課堂教學不是一錘子買賣，一個學期接著一個學期，“重復囚徒困境”之中，很快演變成足以寫一部《儒林外史新編》，其啼笑皆非之跨度、斯文掃地之廣大，晚清文人當嗔乎其后。大趨勢就是：學校越是重視學生評教的結果，如實行所謂“末位淘汰”或直接與教師的收入、晉升、評優等等掛鉤，教師的平均“得分”也必將一路走高，師生共同“努力”的結果，或許很快就要用小數點來給教師排座次。例如兩個教師可能要在95.5分與95.6分之間決定排名。量化之“精確”與運用之“極致”，哪來的什么“國際接軌”，簡直是百分百的國際笑話。

　　原因之三，大學仍為政府機關之“附庸”。此一尷尬局面沿襲已久，批評之聲從未停息，前一陣子關于大學“去行政化”的討論就屬于此“老調子重彈”。這既是最深層次的原因，也是一切問題的關鍵。中國士大夫向來有反求諸己的傳統，顧身為一校之長卻公開坦誠清華學生評教評出的“惡果”，當然不認為，至少不會認為主要是自己掌校不力的結果。校長可以更換，功利主義充斥校園文化，市儈哲學取代尊師重道的傳統的局面幾乎不可逆轉。大學不能真正成為相對獨立的辦學實體，大學校長的個人魅力借助于網絡可以一夜走紅，但校長的人格力量實際上在辦學的根本問題上仍然是無處施展。既然教育部主持的本科教學評估能夠催生出各大學內部“擰成一股繩”上下共同造假，由學校行政部門主導的“學生評教”演變成師生共同“忽悠”，彼此“分數”不斷攀得新高，也應在意料之中，“情理”之中。

　　學生評教評出了一杯讓人無法下咽的苦酒，或許也評出了中國教育史上最牛的“雞肋”，不是食之無味，而是已經變味；也不是棄之可惜，而是棄之不能，因為它身上承載了太多太美好的理念。封建時代的師道尊嚴應該被埋葬，但在此墳塋之上究竟長出的是玫瑰還是罌粟，還需要官員、校長、教師、學生……一同精心策劃用心照料。

　　（作者為汕頭大學法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