糾偏“帽子文化”：回歸科研本身

　　 文繼榮是中國人民大學信息學院院長、國家“千人計劃”特聘專家。在微軟亞洲研究院工作14年后，他于2013年回歸高校。他坦言，之所以重返學術圈，和獲得“千人計劃”這頂“帽子”有很大關系。“有了它，在高校開展學術研究會比較順利。”

　　然而，他同時也看到，周圍的很多年輕人受到了“帽子文化”的傷害。雖然目前各種“人才計劃”五花八門，但能入選者畢竟寥寥。“很多人因為評不上‘帽子’而備受打擊，對自己的學術生涯喪失信心。是時候反思一下，我們的‘人才計劃’怎樣才能在保護一些人才的同時，讓更多的年輕人有機會成長起來。”

　　是否應該“與時俱進”

　　在近日于京舉行的以“‘帽子文化’的利與弊”為主題的中國計算機學會青年計算機科技論壇（CCF YOCSEF）上，作為執行主席，文繼榮坦言，在籌備論壇的一兩個月中，邀請嘉賓的工作并不順利，“因為很多人覺得話題太‘敏感’。”然而，出人意料的是，當天的與會者對“帽子文化”利弊的認識并沒有以偏概全。

　　史東波師從我國知名的科技政策專家薛瀾教授，現任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特別副研究員，就讀博士期間曾參與過一項有關“杰出青年科學基金對學術科研影響”的研究。在當天的論壇上，他以“杰青”為例，表示杰青基金確實能夠幫助科學家更有效地利用資金投入大幅度增加科研紅利，在提升自身效率和影響力的同時，專注于高質量的研究工作，做出更具創新性的研究成果。但與國外同行相比，我國學者在獲得“杰青”后，較少進入一個完全陌生的新領域進行嘗試，而是仍舊做自己最擅長的研究，以期將論文發表到頂級期刊上，因此領域的創新性反而在減少。此外，隨著資助強度越來越大，科學家用于科研管理的成本也會隨之增加，從而對科研產生負面的影響。

　　由此出發，史東波認為，各種人才“帽子”確實曾在特定的歷史階段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做到了“集中優勢辦大事”，“但是，在新的發展階段，有沒有可能創造一個更加多元化的資助環境？”

　　在過去的二三十年間，我國的科學家數量由幾千人躍升到幾萬人，與此同時各種“人才計劃”的名額卻并沒有成比例增加，導致競爭越來越激烈。

　　文繼榮也就此提出，“在內外部環境都發生了變化的情況下，我們的‘帽子文化’是否也應該做一些與時俱進的改變，從而既能夠起到發現人才、激勵人才的作用，同時也能避免一些問題？”

　　“帽子”制度能否打通

　　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國家各部委、單位的人才計劃近20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教育部、中組部、科技部、人社部等都有自己相應的“人才計劃”。再加上各省市的各類人才計劃，如“黃河學者”“泰山學者”等等，全國各級各類的創新人才計劃有近百個。

　　“現在有些人的目標是要把‘帽子’都拿到，這種心態是導致學術圈里對‘帽子’比較反感的重要原因之一。”CCF YOCSEF主席、西安電子科技大學計算機學院教授苗啟廣表示，應該倡導一種自我約束，就是盡量避免重復爭取各種“帽子”。

　　中科院計算所研究員韓銀和也認為，“‘帽子’已成了科研人員頭上的大山之一。”隨著針對各種年齡段的人才計劃的相繼出臺，科研人員也要在不同的年齡段樹立相應的目標，“導致現在已經變成了一個不停追逐的過程。”

　　文繼榮建議，“帽子”制度是否可以打通，以避免有些青年人才身上有兩三頂、三四頂“帽子”的現象，否則，會有違人才制度設立的初衷。

　　評價標準可否回歸本質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計算機系Leonard Kleinrock教授王薇在介紹美國的情況時講了這樣一個故事。

　　兩年前她去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參加一個基金申請，當時參與競爭的還有一位諾貝爾獎獲得者。但是，最后那位諾獎得主因為申請寫得不盡如人意，并沒有獲得資助。當時的評委之一表示，NIH的科研基金不是諾貝爾獎的獎金，在申請基金的時候是人人平等的，不能因為申請者之前的成就而有所偏頗。

　　她表示，在美國，學術榮譽僅只代表同行的認可，而與實際利益沒有多大關系。要想取得更多的經費資助，還是要回歸研究本身。

　　與之相比，我國在進行各種學術評估時，各種“帽子”無疑就是價目不等的“加分項”。每一頂“帽子”都與科技資源、職稱、評獎、待遇緊密掛鉤，科研工作者甚至因此被劃分為“三六九等”，對未入選者的傷害也越來越大。苗啟廣呼吁，在評價學者科研成果的時候，應該回歸科研本身，不能因為誰拿了“優青”、“杰青”等等，就認為他的水平一定比沒有拿到的高。“這種評價方式過于簡單、粗暴，這也是導致學術界對‘帽子’文化有反感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