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州大學教授尤小立：“新文科”建設的勃興和展望

　　2018年5月，教育部正式做出全面推進大學“新文科”建設的決定。從這一年算起，2022年應該是“新文科”建設的第五個年頭。或許是受2021年教育部首批1011個“新文科研究與改革項目”的促進，2022年也是相關研究成果呈井噴之勢的一年。

　　據我的不完全統計，2022年以“新文科”為主題發表的論文不少于1400篇，較之2021年多出了400多篇，也是2020年相關論文發表數量的4.5倍，更是2019年的17倍。

　　與此相適應，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依托山東大學成立的“全國新文科教育研究中心”在2022年創刊出版了《新文科理論與實踐》集刊，一些省市的“哲學社會科學年會”也增加以“新文科”為研討對象的活動。

　　從2021年11月至2022年底，大學中與“新文科”建設相關的體制變化，或許數浙江大學和廈門大學最為典型。這兩所大學先后將改革開放后重新恢復設立了幾十年的人文學院分拆擴充為哲學、歷史和文學三個院系。其中，以理工專業見長的浙江大學的變化更值得關注。

　　多年前，我曾赴浙大參與學術研討，印象極深的是承辦研討會的某人文系科，辦公空間逼仄、人員不足。但這幾年，浙大不僅設立了“文科資深教授”崗位，引進了多位知名專家，如今又籌建了獨立的文科學院，這對所有經歷過1952年“院系調整”后專職理工專業，在文科專業建設上舉棋不定，甚或反復的院校都應是一個觸動和啟發。

　　然而，有關“新文科”建設上的諸多問題仍值得進一步思考。教育部“新文科研究與改革項目”分重大、一般和委托三類，完成期限為兩年，經費發放分別是15萬元和10萬元。這些項目固然側重實際操作，但發表成果是基本要求。由此衡量，2022年發表的1400多篇論文即使均由“國家項目”支持，一年僅一篇成果，也不可能達到“國家項目”的基本要求，而平均5萬元一篇的經費投入，成本也明顯過高。

　　因為概念尚不明確，“新文科”成了一個“筐”，什么都能往里裝。比如，一篇名刊上的名家之作就將改革開放以來，某學科代表性的學術觀點一并歸入“新文科”。這等于在說“過去”也是“新”，只要延續原來的路徑，“新”就可以自然呈現。如此，“新文科”建設的時代價值就不存在了。

　　2022年發表的有關“新文科”建設的論文，多數標題都不約而同被冠以“新文科背景下”之類的修飾語，內容則僅涉及具體學科或課程。而即便是具體改革的“實踐報告”，也應顯示出普遍適用的理論價值和啟發意義，如此才能與國家項目的地位、國家經費投入的要求相匹配。然而遺憾的是，大多數論文流于空泛和口號。

　　有關“新文科”概念的討論也是觀點各異，其最大分歧在于“新文科”應秉持“通識化”還是“專業性”。這種分歧也反映到院系的設置上。

　　按照最早提出“新文科”概念的美國希拉姆學院的做法，它們顯然是偏重“通識”的，這也與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國內某些著名高校恢復設置人文學院的初衷相吻合，但此次浙江大學和廈門大學分拆人文學院的做法，似乎又是在講究“專業”。

　　不僅如此，近年來大學的“專業性”追求也有走極端的趨勢。“專業性”往往被片面理解為“理工化”。因此，新建的幾所以美國加州理工學院或香港科技大學為模板的研究型大學，都沒有設置學術意義上的“文科”。但事實上，無論是加州理工還是香港科大，其學術性“文科”不僅存在，而且保持著相當高的水準。

　　討論“新文科”時，常有學者論及“中國特色”，其合理性不言而喻。但“中國特色”不能簡單等同于古代文化傳統。鑒于“大學”是19世紀末傳入中國的文化機構，理應包括近現代中國形成的“新傳統”。所以，我們談“新文科”就不能越過“新傳統”中顯示出的會通中西的氣象。

　　另一方面，“中國特色”也絕不是抽象的，還要考慮當下現實。就“新文科”建設而言，它不僅需要與“高等教育大眾化”的現實相協調，也需要與國立大學的定位保持一致。而國立大學最基本的責任就是將全民族的文化水準提高到符合時代要求的高度。從這個意義上看，“新文科”建設只能以通識教育為基礎。

　　對“理工化”的過分強調是基于近幾十年來“抓重點”的思維模式，而該思維模式已不適應當下現實。以目前中國的綜合國力，完全具備高等教育普惠制和多元發展的條件，再講“抓重點”反而無法展示時代精神和責任。

　　就教育而言，“拔尖人才”也不是“重點培養”就必然見效的。學校能做的更多是提供多樣的成長環境和條件，而不是一味地拔苗助長。

　　客觀而言，當前“新文科”建設仍處于摸索階段，未來需要考慮人才培養的層次差異，即在“通識化”的本科教育基礎上，發展以專業性為主的研究生教育。

　　而無論是“新文科”建設還是國內整體高等教育，都應本著把“池子”做大、做深的原則。“大江大海”不僅更有利于人才涌現，其培養出的人才也會避免“溫室”的局限，胸襟更寬廣、眼光更深遠，也更有資格成為現代社會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