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燒簡史》,甄橙主編,浙江教育出版社2024年5月出版,定價:68元
■本報記者 韓揚眉
發熱,幾乎每個人都經歷過,通常并不那么可怕,有很多藥物和方法讓我們可以盡快退熱、消除癥狀。直到那場持續幾年、橫掃全球的罕見發熱,人們再次對其變得敏感起來。
如今,熱潮退卻,北京大學醫學人文學院、北京大學醫史學研究中心教授甄橙和浙江教育出版社學術出版中心副主任江雷把目光放在了人類與發熱的歷史上,在新書《退燒簡史》中再現人類認識發熱、對抗發熱,以及歷經辛酸后一次次迎來勝利的故事。
“我們雖然有很多手段可以擺脫發熱的痛苦,卻未能擺脫發熱的侵襲。重溫人類征服疾病的道路,我們才能更從容、更健康地生活。”甄橙說。
“荒誕”,需要理解
在醫學發展的早期,發熱通常被稱作“熱病”。從18世紀器官病理學建立至今,人們逐漸認識到發熱是疾病的一種癥狀,將一些以發熱為主要癥狀或先行癥狀的疾病命名為“某某熱”,諸如黃熱病、出血熱、登革熱等。
熱病給人類帶來了巨大的災難。它幾乎一手摧毀了古希臘文明、讓全球經濟受到重創……本書回顧了幾千年歷史中的“熱病”,并以發熱為特征的鼠疫、麻風病、流感等疾病為代表,講述了疾病如何影響人類生存,以及人類與疾病抗爭的血與淚的歷史。
從滅天花、防鼠疫到抗瘧疾、識肺炎,人類歷經數番大疫。在這個過程中,發生過許多“荒誕”而曲折的故事。
比如,今天被認為荒誕的“放血療法”曾經盛極百余年。水蛭放血是放血療法的典型代表,19世紀上半葉,歐洲幾乎每一家藥房都售賣水蛭,以致整個歐洲的水蛭幾乎被捕捉殆盡。
毫無疑問,放血療法必會帶來不少醫療事故。美國首位總統喬治·華盛頓、英國哲學家弗朗西斯·培根等均是因放血而失去生命的。
華盛頓的經歷是這樣的。一天,華盛頓騎馬巡視種植園回來,感到喉嚨疼痛,幾天后病情加重,呼吸困難。原本最佳的治療方法應該是氣管切開術,但是由于當時的氣管切開術還不成熟,加之華盛頓本人十分信賴放血療法,因此他選擇放血治療。沒想到,華盛頓在經過多次放血后去世。據統計,當時華盛頓幾乎放了2500毫升血液,因此人們推測他可能死于失血性休克。
又比如,在19世紀很長的一段時間里,結核病幾乎無藥可醫,人們只能想方設法掩蓋絕望、粉飾陰霾。結核病人病態的雙頰酡紅和面色蒼白,加之消瘦的身形和柔弱的氣質,在當時被譽為“最富有女人味”的狀態,于是結核病人成了文學家筆下“美麗嬌艷”的對象。
甄橙認為:“醫學前進的道路漫長而曲折,當人們對疾病了解有限時,采取的嘗試方法很可能是錯誤的。”
不過,人類從未停止挖掘病因、尋找良方的腳步。
中國的人痘接種技術因清康熙皇帝的重視得以在全國推廣;英國醫生詹納發明的牛痘接種,成為預防天花的最佳手段,最終,經過人們不斷努力,天花被消滅了。
然而,當遭遇瘟疫、求治無門時,就出現了另外的對策。比如中世紀時發生的黑死病,讓人們意識到“防”比“治”更緊要。威尼斯傳下來的四十天隔離法、悉尼市號召的捕鼠行動、中國人發明的伍氏口罩等,都是防病的奇思妙想。
千百年來,醫療技術不斷更新迭代、社會文化發生數種流變,最終人們才有了對發熱和發熱疾病的醫學祛魅。
在回顧歷史時,甄橙不禁想到了近年來發生的醫患關系問題。“醫生都希望能醫好病人。”甄橙說。時至今日,醫學如此發達,我們依然沒有把遠古時期就出現的發熱、疼痛問題研究清楚、完全解決。所以,當醫生沒有很好解除你的病痛時,怎能把不滿全都發泄到醫生的身上呢?“醫學是很復雜的,我們需要理解醫生、理解醫學。”
甄橙希望讀者能從這本書中讀到“堅強、堅韌”,“看歷史上發生的事件,我們應該慶幸比古人幸運多了”。
中西各異殊途同歸
被疾病困擾時,你是選擇中醫還是西醫?“現代生活中,多數人在患病時會首選西醫治療。”甄橙說。
江雷關注到,新冠疫情期間,網絡上流傳著各種對中醫不信任等信息,“其實中醫也有對熱病認識和治療方法的記載,最早見于甲骨文中”。
在《退燒簡史》編寫的過程中,編寫團隊經歷了一次較大的思路轉變——增加并突出了傳統醫學的內容。“中醫是祖先留給我們的醫學財富”,他們希望通過回望歷史,吸取古人與疾病斗爭過程中留下的寶貴經驗和教訓。
因此,書中不僅講述了“希波克拉底與四體液理論”“體溫調節與發熱的界定”的演變過程,也回溯了“甲骨文中的熱病記載”、醫圣張仲景撰寫的《傷寒雜病論》,以及藥王孫思邈編著《千金方》的故事。
中醫對“熱”的認識經歷了艱難又曲折的發展過程。從早期對發熱癥狀的表現進行細致歸納,到宋元以來,隨著“熱”的概念在中醫廣泛運用,中醫對熱病的認知從癥狀描述上升為病因、病機的理論探討。
尤其近年來,各種流行病大暴發使人們深刻認識到,中國傳統醫學在發熱疾病防治方面有很多可以借鑒和學習之處,在保障人民的生命和健康方面,傳統中醫學與現代醫學一起發揮醫學的防病、治病作用。
疾病面前,不同的醫學體系代表了人類探索健康與消除疾病的不同道路。至于患者選擇中醫還是西醫,是對兩種醫學體系治療方式與效果的權衡和考量。江雷認為,不能神化西醫的無所不能,也不能否定中醫的重要貢獻。
“在醫學發展的過程中,不同的醫學體系可能對疾病的命名不同,對疾病的分類不同,對病因、病機的認識不同,治療方法也不同,但殊途同歸,消除疾病是醫學的主要目標。”甄橙對《中國科學報》說。
“熱”病與“冷”學
2003年SARS期間,甄橙曾寫過一篇科普文章《肺炎的歷史》,那時她對醫學史的理解,僅限于這是一門學科以及從事的工作而已。
如今甄橙從事醫學史教研已經30多年,經歷兩次疫情,她越發覺得傳播醫學史知識的重要性,自己肩負“醫學史傳播”的使命感更強了。
“根據現代醫學處理突發疫情,醫生常常需要一段時間才能認識疾病,而面對疫情的暴發,在科學不能及時給出答案的‘空當期’,公眾需要醫學科普緩解恐慌情緒,醫學史可以承擔這樣的責任。如果在疫情當下就讓專家做準確預測,其實是很難為醫學專家的。”甄橙說,這時可以“先回頭看”,人類經歷漫長的疾病抗爭史,最終勝利走到今天,了解歷史、回味歷史,會給人們帶來更多的信心。
江雷也深有同感:“疫情幾年,讓我更加意識到醫學科普的價值。如今大家經過了發燒、退燒,結合人類與發熱抗爭的歷史,應當更能理解人類與大自然、疾病、健康的關系。”
然而,令他們遺憾的是,在國內,醫學史依然是一門“冷門絕學”。
“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醫學史屬于邊緣學科,在夾縫中生存。現在雖依然小眾,好在已經被越來越多的人關注到。”甄橙身體力行地推動著醫學史科普教育,尤其是對學生,她希望盡早讓他們理解,醫學史不只是一門學科及未來可以選擇的一種職業,更是一項肩負社會責任的事業。
“學生在選課題時,我希望他們首先自問:這個課題對社會發展有沒有意義?能為社會貢獻點什么?這些問題想清楚了,也就說明選對了方向。”甄橙說。
甄橙希望醫學科普是充滿溫度的。在本書即將付梓之時,甄橙提議參與寫作的師生們把自己生病、退熱的過程和生病后的心路歷程盡可能完整地記錄下來,并作為附錄“我的發熱故事”以饗讀者。而這既是真實的歷史記錄,也是醫學人的自我反思。
“希望大家都能夠從罕見的大規模發熱的經歷中有所收獲,在回首發熱經歷之余,能夠對醫學心懷敬畏,對自己的身體心存愛意。”甄橙說。
《中國科學報》(2024-08-08第3版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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