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鶴鵬：科研貪腐的體制邏輯何在

　　更加根本的解決之道，應是厘清市場與公立科研的界限，并分清政績目標與科學目標。

　　自中央加大打擊腐敗力度以來，不光是部級高官被雙規和批捕的數量“屢創新高”，科學界也有越來越多的“大腕兒”成為階下囚。

　　最近一段時間來，就有浙江大學負責水體污染治理科技重大專項的教授陳英旭因貪污945萬余元被判處有期徒刑10年。緊隨陳英旭，原北京郵電大學軟件學院執行院長宋茂強也被法院一審判處有期徒刑10年6個月。

　　“陳英旭們”的貪腐是在科技資源迅速增加的大背景下發生。這類貪腐事件的發生，不僅說明科技項目的管理機制仍有欠缺，更體現了以科技趕超為目標的大型科技項目，與現有科研體制之間必然的張力。

　　陳英旭、宋茂強在事發前皆是負責重大科研課題的負責人，其中陳英旭還是投資數百億元的水污染治理科技重大專項子項目——治理太湖源流之一苕溪污染的“苕溪課題”的子課題“太湖富營養化控制與治理技術及示范工程”的負責人。“苕溪課題”總經費高達3.135億元，其中國家撥付經費1.0544億元。

　　項目經費的迅速膨脹并不意味著管理體制可以同步就位。值得深思的是，科研經費管理體制看起來并不缺乏經費監督，恰恰相反，在科技領域，尤其是在重大科技專項這類“花大錢”的地方，事先的財務審批和事后的審計極嚴。以至于宋茂強這樣的“大科學家”，不得不用大量的冒名身份證、籌措的火車票和其他差旅票據一張張把幾十萬元經費虛報出來。他們的這種做法既體現了貪腐分子的“執著”，實際上也代表著科學界的蕓蕓眾生相。很多不可預期的合理開銷，由于事先無法列入預算也不能提取，不得不采取各種貓膩。

　　這么說，絕無替“宋茂強們”等辯護的意思。而是強調，當合理的開銷也不得不通過報銷四處籌措的火車票來解決時，不正當的經費支出就更能暗渡陳倉了。

　　如果說，不合理的科技項目管理體制導致貓膩頻出，那目標不確定、評審不透明、參與者經常數量有限的重大科技項目（不僅局限于正式的科技重大專項）的不斷增加則為利用體制漏洞提供了更多機會。很多重大項目要求的就是技術實現國際領先，或者解決國計民生的戰略性技術需求，但如何算是領先，如何衡量解決了戰略需求，則實在“難于言表”。

　　本來，絕大多數科學項目都具有高度不確定性、經費使用細節不可預期這類特征，這種情況往往與財務官員事無巨細地列出預算的職業喜好有本質矛盾。現代科學的發展通過科學界的自治解決了這一矛盾。項目該花多少錢，科學家們的小同行大體有數，而小同行往往會成為彼此的基金項目評委。

　　但經費大幅度增加、實施細節各方都無經驗的重大科技項目，則打破了這種科學界自治的慣例。而重大項目的評審不透明、參與者局限在精英小圈子中這些屢被普通科學家詬病的毛病，只能讓客觀超脫的同行評議的夢想更遙不可及。幾乎可以想見，今后會有更多陳英旭、宋茂強等重大科研項目負責人東窗事發。

　　如何能解決這一問題呢？現在科研資金預算管理的各項規定已經細得不能再細，而指望財務官員洞悉各項科學目標的精確成本那更是絕無可能。

　　更加根本的解決之道，應是厘清市場與公立科研的界限，并分清政績目標與科學目標。但凡能以市場招標方式解決的技術突破，盡可交給市場并以公開和開放的方式評審。招標項目的目標本身則應當既符合市場預期，又符合科學發展的軌跡，而非為了政績喜好而立項。那些沒有市場價值的基礎科研和公益項目，則應該盡量發揮科學本身的自治，創造科學共同體內部的透明開放，讓學科的小同行們為了自己領域的進步和榮譽，自覺踐行規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