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德慈：新時期城市化畸形發展有違國情

　　中國工程院院士吳良鏞：“中國城市化發展中醞釀著很多問題，我們缺乏全面的研究。”

　　中國工程院院士何鏡堂：“改革發展的問題，最后都要落到城市問題上。”

　　中國工程院院士孟兆禎：城市人口從幾億增加到2030年的幾十億人，城市化發展會帶來許多新的問題。

　　在中國工程院第十次院士大會的土木、水利與建筑工程學部的學術報告會上，中國工程院院士鄒德慈作了題為《新時期以來城市發展的新動向及新問題》的學術報告，一時間引起在場院士的熱議。

　　農村人口大量涌向城市，但并沒有真正變成市民；城鎮化發展重數量不重質量；單一路徑的城鎮化帶來貧富差距拉大……

　　城市建設急功近利和盲目攀比，重建設輕生活質量的提高；為建設掀起新一輪的“圍地”熱潮……

　　一系列問題伴隨著近年來我國城鎮化的高速發展和城市建設高潮而出現，引起人們的關注。

　　鄒德慈認為，建國以來，中國城鎮化發展走過了60年的發展道路，但卻是一個曲折的道路。

　　1949～1978年，中國城鎮化率從10.6%提高到17.9%，年均僅提高0.25個百分點。其間，我國城鎮化發展經歷了1949～1958年的穩步上升時期、1959～1965年的大起大落時期，及1966～1978年的停滯不前時期。

　　自1978年改革開放到1996年，中國經濟逐步發展的同時，中國城鎮化率也逐步上升。1978～1996年，我國城鎮化率從17.9%提高到30.5%，年均提高0.7個百分點，在此期間，我國城鎮化發展呈現出逐步上升的態勢。

　　而從1996年，我國城鎮化則進入了高速發展時期。1996～2008年，我國城鎮化率也從30.5%提高到45.7%，年均提高1.27個百分點；城鎮人口從3.73億增長到6.06億。

　　鄒德慈認為，1996年至今，中國的城鎮化發展主要是受到國家社會經濟大形勢的影響。如2000年開始，“十五”規劃明確提出我國城市發展方針，即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這在我國城鎮化發展歷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一定意義上“解放”了大城市的發展。

　　此外，20世紀以來的一些國家發展戰略也推動了城鎮化的發展。如1990年我國決定開發上海浦東，2006年開發天津濱海新區，本世紀以來又逐步推進內陸發展，如1999年提出西部大開發，2003年東北振興，2006年中部崛起等，由此在全國范圍內掀起城鎮化的浪潮。

　　有學者認為，中國的城鎮化是繼歐洲和美國之后的世界第三次城鎮化浪潮。

　　各個國家的城鎮化都有各自不同的特點和問題，中國也不例外。

　　鄒德慈介紹，我國高速城鎮化呈現出的首要特征是人口遷徙型，即農業人口轉化成城鎮人口。

　　我國城鎮化的主要路徑可以描述為：農民工流向大中城市——提供廉價勞動力——低價土地——產出低成本出口商品——創造GDP——增加城市人口——提高城市化率。

　　“這種‘低成本’的城鎮化適應了我國經濟高速增長的需要，緩解了農村大量富余勞動力的矛盾和壓力。”鄒德慈說。

　　然而問題也隨之產生。

　　首先，這種城鎮化的發展路徑，也造成每年巨量的遷徙運輸，如2009年我國春運就高達23億人次，且每年以4.3%的速度在增長。

　　其次，我國的城鎮化是不完全的城鎮化。盡管我國每年約有1.4億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流動，但長居城市的不足10%，農民進入城鎮并未真正變成市民。

　　此外，這種發展路徑也造成本世紀以來我國城市人口增長速度高于中小城市，沿海高于內陸；貧富差距逐漸加大。根據2004年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我國基尼系數為0.47，超過了0.4的收入分配差距“警戒線”。

　　盡管如此，2020年以前我國城鎮化仍會以較快速度發展。2009年，國務院批準了《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規劃綱要（2008-2020年）》等在內的11個區域發展規劃；我國農村仍有7億人口，還將產生約2.5億到3億的新富余勞動力；我國依賴內需拉動的新經濟發展形式，這些都將對城鎮化發展起到促進作用。

　　鄒德慈認為，我國應及早從國家層面采取措施推動我國城鎮化走向健康發展。如從單路徑轉向多路徑，重視發展中小城市，城鎮化應從追求數量轉向質量。此外還應積極采取措施讓農民融入城市，轉變為市民。

　　“這些措施實施起來不太容易，但如不及早制定和實施這些措施，我國的城鎮化發展將難以為繼，也將不可持續。”鄒德慈說。

　　完善的市政設施、縱橫交錯的道路、優美的綠化環境……中國的城市早已今非昔比，各級城市的面貌都發生了程度不同的巨大變化。今天我國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中心城區，尤其是其重要地段的硬件設施，看上去都不遜色于發達國家。

　　“隨著我國城鎮化的高速發展，我國城市化建設步伐也在不斷加快，尤其是本世紀以來，我國出現了城市建設高潮。”鄒德慈說。

　　我國城市化建設主要呈現兩大突出特點。

　　一是大城市爭相建設自己的“幾大件”，如會展中心、大型體育中心、大劇院、文化中心、市政中心、大型超市、五星級酒店、高爾夫球場、豪華接待中心等。

　　鄒德慈說，這些大型設施的需要性和積極作用不可否定，“它們是城市政府領導者和大多數居民樂于看到的，因此其數量之大和普及程度之快前所未有”。

　　然而，這些大型設施往往投資很大，有的運營收益較差，長期的維護費用和運營方法都存在問題。而許多城市在盲目建設各類“幾大件”時，往往缺少周密的前期論證，建設上“不惜工本”、不重視經濟效益，也忽略了長期維護和還貸問題。

　　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曾有研究報告預計，2009年末地方政府融資平臺貸款余額約7.2萬億元，預計2011年底將達到10萬億元左右。

　　此外，由于急功近利和互相攀比的思想，這類設施在決策和建成時限上往往很緊迫，在規劃、設計、施工、管理上容易粗放或顧此失彼，或質量不理想。

　　更引人注目的是，我國城市生活質量與現代化建設程度并不成正比。根據美世公司2010年世界城市生活質量調查結果顯示，生活質量排名最高的城市是奧地利維也納，而中國只有兩個城市入圍世界生活質量的前220名——上海第98位，北京第114位。

　　“城市生活質量提高并不等于興建大量的硬件設施。”鄒德慈說。

　　鄒德慈介紹了一個我國城市建設比較受歡迎的案例——上海外灘。據悉，改革開放前，上海外灘僅有1.6公里生活岸線，2010年上海黃浦江兩岸將提供公共岸線約28.5公里。在2009年全國城市設計優秀獎的評選中（共400個送評項目），上海外灘獲得了最高評分。

　　“原因很簡單，上海外灘給人們提供了很好的休閑娛樂場所，它為人民群眾所用，每個到外灘的人表情都很愉快。”鄒德慈說，外灘的建設不僅僅為了提高城市形象。

　　我國城市化建設的第二個突出特點，是掀起新一輪的“圍地”熱潮。

　　鄒德慈介紹，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曾有過幾次“圍地”潮，包括20世紀80年代后期的“開發區”熱、90年代的“大學城”熱等。本世紀以來，新一輪的“城市新區”熱往往打著“同城化”、“一體化”等口號圈土地，動輒幾十、幾百平方公里，有的甚至達到上千平方公里。

　　據不完全統計，目前27個省市區規劃建設的新區就高達748個，規劃總面積27011平方公里，而2008年全國城鎮建成面積才36295.3平方公里。

　　國土資源部近日公布的數據顯示，有16個地市級“未報即用”違規用地案件高達36872宗、土地61萬畝，其中45%是耕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