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要講我的一生做成的兩件半事,其實這些都是我和團隊一起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肝癌的早診早治,大幅度提高療效;第二件事,就是不能切除的肝癌,過去一般沒有活過5年,通過綜合治療,縮小后切除;另外半件事,就是肝癌轉移和復發相關研究,盡管我們已經建立了一個高轉移人肝癌模型系統,這個系統國際上沒有,但是我們除了發現干擾素有一定的預防轉移的作用以外,并沒有大幅度提高療效,這個問題不解決就很難進一步提高療效。”
10月24日晚6時30分,94歲高齡的湯釗猷走上復旦大學新聞學院蔡冠深報告廳講臺,帶來一場講座《我一生做成兩件半事》。湯釗猷是中國工程院院士、腫瘤外科學家、小肝癌研究奠基人、復旦大學肝癌研究所名譽所長。從醫70年,湯釗猷55年研究肝癌,一直為提高患者生存率而努力奮斗,也是國內罕見的兩次獲得國家科技進步獎一等獎的科學家。
復旦大學黨委書記裘新在此次講座致辭時表示,2006年,湯釗猷獲評上海市科技功臣,他時任《解放日報》總編輯,至今仍清晰記得,當時刊登的報道標題正是《攻克剩下的“半件事”》。盡管在湯釗猷看來只能算“半件事”,但當年76歲的他依然壯心不已、奮斗所系。
現場,湯釗猷寄語復旦學子“要重視青少年時代”,同時也表達自己作為一名臨床醫生的感悟,“在臨床上,提高療效是硬道理,搞科研寫論文,不能只跟風,不能只為SCI,要使病人獲益,才是最關鍵的。”
“作為臨床醫生,提高療效是硬道理”
對湯釗猷來說,他永遠也忘不了20世紀60年代的肝癌病房。他用“走進去,抬出來”六個字來形容,“那時候肝癌是急轉直下的絕癥,病人一進來,短則幾天,長則幾個月,5年生存率只有3%。”
“這么短的時間遇到那么多的死亡,我終身難忘。”湯釗猷曾經歷過肝癌病房里,5年死了500名病人,一輛推車要送兩具遺體,他和同事在一起,手術從白天開到晚上,搶救是一種常態,一度經歷過“5分鐘死了2個病人”。
這樣的現狀促使湯釗猷下定決心一步步攻克肝癌。1968年,曾專注血管外科多年的他,投入到肝癌臨床研究上。
1964年,國外研究人員發現,在肝癌病人身上檢測出甲胎蛋白(AFP)偏高。很快就有學者前往非洲研究甲胎蛋白是否有早期診斷肝癌的價值,但最終沒有證實甲胎蛋白在早診斷方面的價值。
為何肝癌這么高發?1972年湯釗猷啟動一項調研,地點放在當時的肝癌高發地江蘇啟東,通過一年的調研發現,甲胎蛋白偏高但并無肝癌臨床癥狀者,一年內死亡率竟高達80%。當時他想,甲胎蛋白很可能是早期肝癌的標志物。
經過手術驗證,他和團隊成功實現單純用驗血中甲胎蛋白診斷早期無癥狀小肝癌,大幅提高了肝癌患者的生存率。數據顯示,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山醫院肝癌患者5年生存率只有2.8%,而1998-2009年的5年生存率提高到44.0%。
他還通過一步步的研究證實,局部切除代替肝葉切除,既可切除小肝癌又風險較低,取得了過去從未見過的5年生存率。此后他又證實,小肝癌切除后、無癥狀復發的,再切除仍然可以進一步提高療效。
湯釗猷說,作為一名臨床醫生,提高療效是硬道理,搞科研寫論文,不能只跟風,不能只為SCI,要使病人獲益,才是最關鍵的。
走上國際舞臺,研究結果被國外學者認可
湯釗猷的研究得到了國際專家的認可。1979年,湯釗猷獲得美國癌癥研究所頒發的寫著“早治早愈”中文字樣的金牌。
三年之后,他撰寫了《亞臨床肝癌》(英文版),這也是他在國際上首次提出亞臨床肝癌的概念,被現代肝病學奠基人Hans Popper譽為“人類認識和治療肝癌的重大進展”。
1978年,他首次出國,參加第12屆國際癌癥大會,輾轉飛行了34個小時,花費近萬元,被告知自己在此次大會的發言被安排在最后一天。在此次大會的肝癌專題會上,6位國際名家一一作報告,他聽下來覺得沒有提高肝癌療效的內容,自己是最后一天上臺講,他準備了7張圖,最終講了6分鐘,做了小肝癌研究的發言。
這一次發言,吸引了國際名家的注意。湯釗猷回憶,1986年共有百次國際會議邀請他去講座,他到過25個國家。1990年,他不僅在國際癌癥大會上發言,還受邀成為會議共同主席。1994年,他成為會議主席,由他來邀請會議共同主席和大會報告者。此外,他還連續為國際抗癌聯盟主編的《臨床腫瘤學手冊》撰寫三版肝癌章節,將中國學者的治療方案推向世界。
湯釗猷強調“質疑”的重要性,肝癌從“不治”到“部分可治”,都是源于質疑,因質疑肝癌是急轉直下的絕癥,才激發了他去尋找早診早治的途徑,而開創甲胎蛋白的無癥狀診斷、局部切除解決手術難題、無癥狀復發的再切除,這一切都基于自己的質疑。
現場,當一名來自復旦醫學院的臨床醫學生提問“如何更好地平衡科研與臨床”,湯釗猷對此回答:“科研是為臨床服務的,再忙也要擠出時間。”專注臨床研究外,湯釗猷也熱衷于傳播科普,曾撰寫近百篇科普文章和多本科普書,其中包含抗癌三部曲系列著作。
在他看來,癌癥是無法被徹底消滅的,癌細胞是由正常細胞變化而來,不是外來入侵之敵,還有可能被改造。在他的病人中,也不乏高齡肝癌患者,在經歷了手術切除、癌轉移、化療等綜合治療后,仍然保持一個良好的心態生活。
活動最后,他還寄語復旦學子:“自古英雄出少年,青年時代終日乾乾,我們一定要重視青少年時代,這是人生最有活力,最不怕天高地厚,最能夠成功一番事業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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