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屆科技重大風險治理與人類安全論壇舉行

　　 2020年10月18日，由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科技與社會研究中心、中國科學院大學跨學科工程研究中心和《工程研究—跨學科視野中的工程》編輯部聯合主辦的“首屆科技重大風險治理與人類安全論壇”在中科院自然科學史所舉行。來自中科院大學、中科院自然科學史所、北京師范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中國農業大學、北京理工大學、首都師范大學、中央黨校、中國科學技術發展戰略研究院、科技部評估中心、廣東科技出版社等學者、學生近70人參加了論壇，報告人分享了最新研究進展。

　　 王大洲教授、劉益東研究員首先致辭，介紹專欄和論壇的緣起和論壇的主旨。

　　 第一位報告人是李伯聰教授，他對風險概念進行深入的若干理論分析，包括風險概念的哲學和邏輯分析、風險主體的心理和倫理分析、風險應對的制度和管理學分析、安全和風險的關系分析，最后探討了犯錯誤和追責任的理論問題，極具啟發性。

　　 劉孝廷教授通過對著名科學家霍金警告的深度分析論證，指出霍金去世前強調的人類生存可能無法超過200年的預言并非杞人憂天，他通過對稱性論證、赫拉利定律論證、趨勢性和累積性論證、致毀知識增長論證、反基因增強論證等，提出預警式的科學末世論，并探討其化險為夷的條件，確保科技的可持續發展。

　　 王大洲教授以天下體系與風險治理為題探討科技重大風險。他長期研究科技政策，深知美國科技創新活力是有條件的，美國研發經費里的相當一部分（甚至可達50%）都投到軍方或與軍方密切相關的領域，要不斷銷售武器，不斷更新技術和武器，就需要一個有沖突的世界。他指出在AI發展到控制人類之前，人類利用AI武器相互攻擊就足以陷入滅頂之災。

　　 劉益東于1999年提出致毀知識概念，并以其為主要研究對象開展科技重大風險研究，至今已經22年。他的總體考慮是科技重大風險具有八項特點以區別于科技普通風險，對科技重大風險進行專門研究至少需要包括六大要素。他指出目前科技風險愈演愈烈，而人類安全防護措施存在十大嚴重漏洞，難堪重任，人類面臨前所未有的雙重挑戰，急需新型決策機制啟動新科技革命和新分配革命，實現從粗放式創新與競爭向可持續創新與合作的大轉型。

　　 武夷山研究員分析了國際學術界對生存主義災難和生存主義風險的討論，對去增長（degrowth）理論進行分析，指出它與社會平等共同關注了自然和社會問題，未來我們需要去增長前提下的發展。他強調，對于人類面臨的復雜的重大問題和重大挑戰，不是當代科技可以解決的，需要多管齊下才能解決。

　　 李昕教授探討了人類基因組編輯技術的法律規制，指出法律制度的建構方面的共性就是在這類法律中間進行協調，協調的第一原則是協調風險和利益的沖突，第二個原則是明確責任與寬容的限度，第三個原則是實施管制與開放的平衡。對于人類基因組等新興科技，科技法律制度的發展面臨許多挑戰。

　　 李建軍教授基于人類安全視域探討了重大科技風險治理問題，他指出人類安全最大的對立面就是大規模的危險，除了核事故、生態災難等突發性的大規模災難外，實際上可能還有一類，即現在的技術成果在慢慢的擠壓未來生存的空間。無論哪種情況，科技風險治理都至關重要。

　　 范春萍教授探討了風險認知的倫理及社會價值，認為進取性危機、科技與工程前沿巨風險、杰文斯悖論，是從不同領域分別發現的具有內在一致性的人類困境。她梳理了三種困境的基本含義及關系脈絡，形成杰文斯悖論六階表述，指出人類須盡快行動以找到逃脫或削弱自消解性困境的路徑。

　　 鐘燦濤副院長探討了科技論文交流中的風險識別與控制，指出2004年有美國人估計，美國所有信息分公開和保密兩部分，估算美國保密文件的數量大概是所有公開文獻系統的5倍-10倍，而且增加的速度遠遠比公開文件要快。可見對保密信息的處理事關風險和國家安全，科技安全是科技風險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

　　 劉永謀教授以反思技術時代的治理變革為題展開討論，他認為首先要理解技治社會的興起，今天的時代與其說是科學社會，不如說是技術社會，技術治理是技術社會的一個非常核心的問題，技術治理和人類命運關系密切，應該結合國情，形成有自己本土特色的原創的可與世界上的學者去對話的理論。

　　 接下來，胡明艷副教授就新興技術的風險與挑戰，高璐副研究員就科技風險評估與治理范式之沿革，姚立澄副研究員就核風險的現狀與反思，王彥雨副研究員關于人工智能的歷史爭論及其未來的可能形式研究，張志會副研究員就超級工程的風險及倫理應對，李潤虎助理研究員就納米科技的社會風險研究等議題進行了深入探討。

　　 論壇從上午9點開始至傍晚近19點才結束，大家就科技重大風險治理與人類安全問題做出廣泛而熱烈的探討。與會者普遍認為，目前科技快速發展，科技風險與倫理問題愈演愈烈，人類安全面臨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戰，加強科技重大風險治理與人類安全的研究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