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0萬青少年被情緒困擾？別錯過9歲的“黃金窗口期”

　　情緒低落、食欲減退、抵觸上學、愛發脾氣、害怕考試……這些看似青春期的叛逆行為，實際上卻可能是青少年情緒求助的信號。

　　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和共青團中央國際聯絡部發布的《中國青年發展報告》顯示，我國17歲以下的兒童青少年中，約3000萬人受到各種情緒障礙和問題困擾。

　　“青春期是學業壓力持續攀升的關鍵期，也是焦慮、抑郁等情緒障礙的高發期。”北京師范大學心理學部教授徐鵬飛指出，但許多孩子出現嚴重癥狀時，往往已錯失最佳干預時機。這些受情緒困擾的青少年，是否在童年時期就已經在腦發育上露出端倪？是否能夠提前預判，從而進行早期預防？

　　針對青少年情緒問題的早期識別難題，徐鵬飛團隊通過七年的縱向追蹤，發現在其大腦發育中存在能夠預警的客觀腦電標記，其中，9歲前后可能是大腦情緒調節網絡成熟的關鍵節點。近日，相關研究發表于《生物精神病學》，并成為該期刊重點推介成果之一。

　　“這是一項杰出且具有高度意義的研究，該研究結果為焦慮與抑郁在神經發育層面的分化機制提供了關鍵的縱向證據，為該領域帶來了重大進展。”審稿人作出高度評價。

　　情緒分水嶺

　　2016年，徐鵬飛團隊對北京市某小學一年級學生進行了一場特別的測試。

　　“排除任何已知的神經系統疾病、精神障礙史、腦外傷史，且智力發育正常，右利手，通過標準化問卷確認其情緒和行為問題得分均在正常范圍內。”他最終篩選出了64名7歲的健康兒童，并記錄下其靜息狀態下的腦電波（EEG）數據。

　　“7歲時，預測焦慮和抑郁的大腦網絡還處于‘糾纏不清’的狀態。”徐鵬飛告訴《中國科學報》，等孩子們9歲時，驚訝地發現，腦電波預測信號顯示，焦慮和抑郁的“模樣”開始分化。

　　“我們發現，在青少年焦慮抑郁癥狀爆發前的兒童期，焦慮和抑郁在大腦中是由不同的腦電波頻段主導。”徐鵬飛介紹道，Alpha網絡開始特異性地指向未來焦慮，Beta1網絡開始特異性地指向未來抑郁，兩者呈現出明確的大腦半球偏側化特征，且這種預測能力在11歲時持續增強。

　　這表明，9歲左右可能是兒童大腦情緒調節網絡成熟的關鍵節點，也是進行早期心理篩查和預防性干預的“黃金窗口期”。

　　“在神經生物學層面，這一時期對應著大腦前額葉皮層和杏仁核之間神經纖維的關鍵髓鞘化時期。”徐鵬飛指出，在行為表現上，焦慮傾向的孩子會變得提心吊膽、對未知事物過度擔憂，而抑郁傾向的孩子可能出現輕微的快感缺失，對曾喜愛的事物失去興趣，遇到挫折時容易放棄，更容易陷入反復的精神內耗。

　　等孩子們13歲進入青春期時，徐鵬飛團隊再次進行了焦慮和抑郁癥狀的評估，以及核磁共振（fMRI）掃描。

　　“基于腦電特征連接體預測模型（CPM）和機器學習算法，我們試圖回答：能不能用兒童期的腦電圖，預測出青春期時會不會出現焦慮或抑郁？”基于fMRI核磁數據，徐鵬飛團隊鎖定了一個關鍵的大腦回路：杏仁核-前額葉環路。

　　他們激動地發現，兒童期腦電指標對青春期情緒問題的預測呈現出兩條神經通路：右腦焦慮、左腦抑郁。“右側杏仁核-前額葉回路介導Alpha網絡對焦慮的預測，左側回路介導Beta1網絡對抑郁預測。”徐鵬飛說。

　　為了驗證結論的穩健性，徐鵬飛從國際獨立大型公開數據庫選取了384名年齡范圍相匹配的兒童青少年進行外部驗證。

　　“結果顯示，基于我國兒童建立的預測模型，在跨文化國際樣本中依然表現出了良好的準確性和穩健性。”徐鵬飛表示，這有力證實了其發現的腦電指標具有跨樣本與跨文化的普遍代表性。

　　七年追蹤

　　兒童青少年情緒問題的早期識別，從來都不是一件容易事。

　　“以往研究多采用橫斷設計，在青少年已經確診情緒障礙后，再通過健康組和患病組的比較，尋找大腦的異常。”徐鵬飛指出，這無異于亡羊補牢，“只有設計、開展前瞻性的縱向研究，刻畫情緒問題在兒童青少年大腦中動態發育的軌跡，才是解析情緒障礙發生發展機制的關鍵。”

　　青少年的情緒受到學業壓力、同伴交往、家庭期望等環境影響，單次篩查如同‘快照’，難以捕捉不同情緒問題復雜錯綜的軌跡。此外，焦慮、抑郁等情緒問題往往交織出現，現有量表等篩查工具在區分細微差距上仍顯乏力，容易導致誤診或漏診。

　　傳統診斷方法高度依賴家長、老師或青少年的主觀量表匯報，缺乏穩健可靠的客觀標記。部分青少年會因為病恥感或自我認知局限，主動“隱瞞”真實情況，而家長則容易將情緒問題誤解為“叛逆”或者“調皮”。因此，徐鵬飛果斷決定，摒棄原本的主觀報告路徑，直接采用客觀的腦電記錄和機器學習算法等研究方法。

　　然而，縱向腦成像研究的樣本流失，早就是國際公認的難題。

　　“在長達七年的追蹤過程中，我們遭遇了被試流失、主試變更、設備老化等現實困難。”徐鵬飛回憶道，隨著年齡增長，孩子們搬家、升學，進入青春期后參與意愿下降……如何保持長期追蹤的穩定性，確保數據質量，成為擺在他們面前的最大挑戰。

　　徐鵬飛團隊選擇“兩手抓”：一方面，基于和每個家庭的深厚情感與信任，定期向家長反饋孩子常規的認知發育報告，使其真切感受到研究的價值；另一方面，持續優化實驗流程，力求高效有趣，最大限度減輕孩子與家長的參與負擔。

　　盡管最后僅剩34人完成了全部腦電、核磁共振及臨床癥狀評估，但徐鵬飛依舊無比感慨，“這項研究不僅是一組數據，更是與幾十個家庭共同走過的一段成長旅程。”

　　七年來，每位參與實驗的孩子都給他們留下了深刻印象。有的初來時十分害羞，后來慢慢成了朋友；有的十分喜歡其設計的游戲化程序，主動請教編程知識、嘗試創作自己的游戲……

　　“對于測試中識別出情緒障礙風險的孩子，我們會第一時間與家長溝通，并協助對接學校心理老師。”徐鵬飛反復強調，“科學預測的意義從來不是‘貼標簽’，而在于為理解和關懷提供方向。”

　　提供主動關懷

　　“我們發現9歲是關鍵窗口期，并非意味著家長要因此焦慮，而是提供一個‘主動關懷’的時間點。”徐鵬飛建議，家長和學校可以從幾個方面提供支持。

　　首先，幫助孩子正確認識和表達情緒，告訴他們焦慮、難過都是正常的情緒，而不是“錯誤”的。“可以試著問問，‘你看起來有點緊張，是不是擔心明天的事情？能和我說說嗎？’”徐鵬飛說，引導孩子識別、接納、表達情緒。

　　其次，運動是天然的情緒調節器，充足的睡眠對前額葉發育至關重要，9歲正是培養運動習慣和規律作息的關鍵期。

　　“還要鼓勵‘可控感’。”徐鵬飛指出，焦慮通常源于對不確定的恐懼，家長和老師不應當用“考不上好學校就完了”一類恐嚇性語言刺激孩子，而要適當給予其選擇權，例如詢問“周末你想去公園還是爬山”等，幫助其在可控范圍內建立自信。

　　此外，培養孩子的積極情緒系統也至關重要。抑郁的重要特征是對獎賞的弱敏感性，家長和老師不應只盯著學習成績，反而要鼓勵孩子參與體育運動、藝術活動和同伴社交。當其取得微小進步時，給予及時、具體的正向反饋，幫助建立對生活的掌控感和期待感。

　　對學校而言，在孩子9歲或者更早期時系統引入情緒管理課程，鼓勵健康的同伴互動，都將為其提供重要的支持系統。

　　“最重要的是，家長要保持自身的情緒穩定，成為孩子的安全港灣。”徐鵬飛強調，在9歲的窗口期，高質量的陪伴和接納，就是對孩子大腦情緒網絡最好的營養劑，“讓孩子知道，無論遇到什么情緒困擾，家都是可以安全傾訴、不會被指責的地方。”

　　目前，盡管該研究面臨設備便攜性與標準化等難題，距離成熟的臨床或社區應用仍有一段距離，但徐鵬飛團隊的探索仍在繼續。

　　“我們將從預測走向干預，基于本研究發現的神經靶點，開展針對高風險兒童的早期干預臨床試驗，開發并驗證針對性的早期干預方案。”徐鵬飛表示，此外，他們還將整合多模態數據、延長追蹤時間，更精細地描繪出從童年到成年的完整情緒發展圖譜和情緒網絡的生長曲線。

　　“未來在‘家-校-社-醫’的綜合體系中，形成更符合國情的早期篩查思路與可推廣方案。”徐鵬飛說。

　　相關論文信息：https://doi.org/10.1016/j.biopsych.2026.03.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