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白：問診中國醫藥產業發展

　　

        作為世界上有影響的著名神經科學家，現任清華大學醫學院常務副院長的魯白，不僅擔任過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神經發育研究室主任，還曾于2009年出任中國葛蘭素史克研發部副總裁。

　　從海外到中國，從科研機構到國際藥企，再到如今擔任清華大學醫學院常務副院長，多重的工作經歷讓魯白對于醫藥產業的認識可謂入木三分。

　　魯白告訴記者，從目前改革的整體思路來看，政府的決心是走市場化的道路，這一改革的方向無疑是正確的，但我們也必須認識到需要面臨的巨大阻力。

　　“如何避免改革的半途而廢是我所擔心的問題。”在魯白看來，醫藥產業中，藥品環節由于其涉及產業發展、制度改革、科學研發等多方面，所以其面臨的問題也較為突出。

　　《財經國家周刊》：國家對于醫藥產業，尤其是生物醫藥產業的扶持力度在近幾年里不斷加大，那么面臨的主要問題來自那些方面?

　　魯白：醫藥產業的發展，尤其是在藥物環節，主要是由需求(病人，醫生)、政府(藥監局)、藥廠以及市場機制(藥價制定，保險，老百姓的支付能力)這四個方面來決定的。其中需求我們可以看到是非常旺盛的，所以關鍵的問題在與政府、藥廠以及市場機制。而這三個方面對政策導向的依賴都非常大，如何正確引導是需要我們思考的問題。

　　《財經國家周刊》：一直以來，業界對于藥監局過于保守的抱怨頗多，您認為問題癥結是什么?

　　魯白：從大體上來說，藥監局的工作還是非常有成績的。不過也確實存在過于保守的問題。而造成這一問題的原因有兩點：一是藥監局自身能力(主要是對藥物研發環節，包括藥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的評判)需要加強，二是藥監局與企業之間缺乏有效透明的溝通渠道。

　　因為，藥品作為一個特殊的商品，它關系到老百姓的生命安全。不管是國內還是國外對于這方面的監管都是慎之又慎。但是從目前的現狀來看，藥監局自身評判能力建設卻滯后于醫藥行業的技術發展。而這種不足就使得藥監局形成了寧可晚批、不批也不錯批的保守做法。這對于創新藥以及生物醫藥科技來說無疑非常不利的。

　　而在美國的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他的工作人員不僅需要有深厚的專業知識，同時還需要定期的回爐學習，審批官員有時還會去實驗室做研究。

　　當藥監局自身能力提高到一定水平后，就能夠在最大限度保證安全的前提下，通過利用前沿科學的新認知，提高自身的工作效率，縮短審批時間，也能夠使得企業的成本被大大降低。

　　其次，我們也要注意到，對于很多問題有時不僅僅是科學技術上的問題，而是做事方法的問題。如果在藥監局與企業之間能夠建立起有效透明的溝通渠道。不但可以促使藥監局提高自己身的能力，同時也能讓企業清楚的知道國家的政策。企業也不能一味地指責政府的效率，應該認真的學習藥監局政策規章制定的背景和考量，從企業自身的做法上找出還存在那些問題，通過正常渠道積極向政府建言，與政府合作。

　　所以我一直在思考，能不能通過我們清華來搭建這樣一個平臺，來促進藥監局與企業之間的溝通。

　　《財經國家周刊》：醫藥企業作為藥物研發生產的主體，他們面臨的發展路徑又是怎樣的?

　　魯白：對于藥企我們可以分為幾方面來看，首先在過去10年里，我們的國家的CRO企業發展非常迅速，成長起來一批像藥明康德這樣的優秀外包企業。但是我個人認為，隨著我國勞動力成本的上升，其市場吸引力會逐漸下降，這類企業的成長空間已經不大了。另外，國家應該更多的關注支持中國自己的藥企和創新藥。

　　國內的藥企，則存在過于分散的特點，而且基本上沒有研發。這樣不但不利于科技創新，為我國病人造福，同時也不利于市場的健康發展，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全國的藥企全部加起來多達4000家左右，基本上都在做仿制藥。而在國際上有影響力的跨國公司也不過就是10家左右，重點是新藥的研發。沒有雄厚的資本對藥物研發的長期投資，做成新藥是不太可能的。而不搞新藥研發，不符合中國作為一個大國在藥物研發方面應有的地位。

　　下一步的改革，需要通過政策導向和市場機制的杠桿來化解這些問題。在政策方面，提高行業門檻，推動國內企業之間的并購整合，使得當前過于分散的力量通過強強聯合集中起來。除了加強人才引進，提高自身的研發能力之外，還要通過收購歐美的創新型企業來彌補我們源頭創新的不足。使我們能夠在較短的時間里提高中國醫藥企業自身的創新能力。

　　而在這一點上，日本的發展路徑值得我們借鑒。事實上，日本的生物醫藥的起步也非常晚，同樣也面臨的源頭創新不足的問題。但通過近十年的發展，日本已經形成了兩三家世界準一流的醫藥企業。而這些醫藥企業都在不斷通過收購美國的創新型企業，來充實自身在研發、人才、ZL、管理理念等各個方面的不足。這些被收購的即使是小型創新企業，但是對于國內企業來說，沒有個幾十億美金是沒有辦法消化的。所以中國需要出現大型研發型制藥企業，甚至跨國公司。

　　《財經國家周刊》：從國家宏觀政策上，對于生物醫藥的創新企業都是給予了大力的扶持，那么您怎么看當前我國這些創新型企業的發展現狀?

　　魯白：創新型企業的發展要素首先是人才。這里的人才指的不光是企業領軍成才，同時還包括大批的高層專業人才基礎。

　　我們看美國生物醫藥5大核心區，都是聚集在高水平大學的周圍。無獨有偶，在中國，生物醫藥高科技不是在北京，上海，而是在蘇州得到得天獨厚的發展。為什么呢?仔細想想，除了蘇州工業園有好的政策，社區服務，好的管理團隊之外，距離上海既不遠又不近，交流足夠方便但又不能隨時打的回上海睡覺，也許是一個原因。留住優秀的創業人才極為重要。只有將人才留住了先進的高科技企業才能生根發芽。

　　人才有了還得有相應的創業氛圍。在國內我們不難發現，越是高學歷的人才越不會冒險創業。但我們經濟要想進一步起飛，恰恰需要的就是擁有高學歷的科學家能夠具備創業的能力。

　　除此之外，政策和資金也是非常重要的方面，一個好的政策并不是簡單掏錢就能夠解決問題的，而是要通過政策的引導將各種資源合理配置。在這方面面蘇州納米生物科技園就做了很多不錯的嘗試。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在風險投資方面，我們還存在著很大不足。因為，創新型企業在發展中對于資金的需求是非常迫切的。而這些投資有較大的風險，需要專業投資。如果僅靠政府投資，那么由于政府在專業性上的缺乏，很可能起不到太大作用。

　　在國外，風險投資并不是僅僅投錢那么簡單，他們有著非常專業的能力，參與企業的管理，最大限度的保障企業的成長。而我國的風險投資在這方面還非常不成熟。

　　所以，我個人一直在思考，目前國際上有很多有經驗的創投公司，面對中國的市場都非常想進入。那么政府或者工業園能不能采用多種形式與這些國際創投公司合作，利用他們的經驗，來扶持我們自己的生物高科技公司。

　　《財經國家周刊》：隨著中國市場逐漸被重視，國際大型藥企都在中國投入了巨大的財力精力，這會給中國的生物制藥業帶來什么樣的變化?

　　魯白：一位跨國藥企的CEO曾經有過一個演講，指出世界的軸心正在從美國轉向亞洲特別是中國轉移，所以在各個跨國大藥企的發展計劃中，中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戰略發展方向。長期以來，這些藥企的主要精力是放在銷售和市場。臨床實驗也是希望將在美國或歐洲已經或將要被批準的藥物引入中國市場。

　　事實上，在過去7年里，幾乎所有的國際大型藥企在中國都是以百分之十幾的高速在增長，如果按照這樣的發展速度，到2015年到2017年中國就將是全球第二大新藥市場。巨大的盈利需要通過某種方式來吸收。一種方法是投資R&D(研發)。至于如何搞研發，各個公司都在根據自己的情況在探索。不管是哪種模式，跨國藥企對中國的新藥研制和生物高科技產業的發展有一定程度上的推動作用。

　　不過在 2013年卻出現了變化，不但沒有繼續保持增長，反而出現了下降。這里其中有個很大因素，就是因為葛蘭素史克在中國賄賂事件的被揭發。新藥定價高，以及藥品銷售推廣過程中用不正當手段，這在業界是很普遍的現象。 而該事件的發生，間接的效果就是把國際大型藥企在中國的商業模式打亂了。很多企業現在都在收縮，并思考探索選擇新的商業模式。

　　我個人認為，這對于我們引導這些國際大型藥企促進中國本土的創新，應該是個不錯的機會。最終能否開創一個新藥研發的新局面，還有待于我們把握歷史機遇，制定有遠見而又可操作的戰略，并付諸實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