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俠：透視中國科研環境存在的問題

時間割據狀態下的身份錯位

　　■ 之所以會形成制度惰性，是因為任何制度都是生產性的，它再生產著權力關系與遵從模式。

　　■ 科研體制中傳遞機制的日趨復雜，其背后也反映了制度與人之間的相互不信任，在這種扭曲的契約中，無形地增加了整個社會的運行成本。

　　近十年來，中國的科技得到了快速發展，但這種發展是以犧牲質量與品格為代價的。在真實的科學場域內的表現就是：一方面沒有多少真正能在國際上產生影響的科學成果；另一方面，學術不端行為屢屢發生，絲毫沒有好轉的跡象。從這個意義上說，泡沫式的學術繁榮背后，隱藏著未來的隱憂，公眾對于中國科技發展的滿意度并不高。所有這一切都已成為中國科技發展的痼疾。破解這個問題，需要我們把中國科研環境的構成進行一些細致的梳理與挖掘，基于此，才能找到切實可行的解決對策。

　　說到科研環境，大體包括兩個層面：制度設置與集體行為。前者就是人們常說的科技體制問題，后者則是科研生態問題。兩者相互影響，糾纏不清，這就是科研環境遲遲難以改善的原因所在。在大科學時代，體制問題的作用越發凸顯，為了有效扭轉這種肆意越界的行為，必須在兩者之間進行適當切割，把病灶隔離出來，解決之途才算開始。為了論述的清晰，筆者先從科研領域的集體行為開始。

　　集體行為是由無數個體基于自身理性選擇模式下的行為在宏觀層面上的呈現所構成。為了解集體行為的成因，需要先從個體行為選擇分析入手。目前，也許中國的科研人員是當今世界上身份最為復雜、也最累的一群人，他們往往要身兼數職。據筆者粗略觀察，中國科研人員除了維系日常生活外，主要扮演了如下幾種角色：研究人員、管理者與公關活動家，這些身份所占的時間比例大體為五二三。前兩者屬于本職工作，與安身立命與團隊建設有關，后者則是與科研無關的負功能時間。而且，隨著科研領域出現的越發嚴重的壟斷與集中現象，整個科研群體用于第三種身份的時間有快速增加的趨勢；換言之，科研領域的時間浪費現象愈發嚴重。這也是中國科技界與國際科技界在科研生態上存在的主要區別。由于每個人擁有的時間是有限的，用于其他身份的時間多了，用于科研主業的時間必然會減少，這就是當下中國學人經常感嘆的話題：越來越沒有時間做科研、越來越累的深層原因。筆者稱這種現象為身份的時間割據狀態，中國科研效率損失在集體行為層面多源于此。

　　中國科技界由于長期信奉工具理性，導致幾乎沒有給價值理性留下存在的空間，如此而來的后果就是，科研人員缺乏形而上的追求，在這里唯一被奉為金科玉律的準則就是功利主義原則，其宗旨就是以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作為科研的目的。沒人敢輕易簡化角色，否則你就會快速被學界邊緣化，這種科研生態，就如同戴著鐐銬的舞蹈，注定是扭曲的，也是無法持久的。

　　造成科研人員的時間日益被割據狀態的深層原因就是制度設置出現了問題。科研體制中的制度大多以戰略、規劃、政策、規則、導向、評價體系等形式出現，它們以隱蔽的形式控制著科研賴以為繼的有形與無形資源，這種控制主要包括兩個層面：占有與支配。現代制度經濟學的研究已經有力地證明，構成制度的要素在三個方面規訓群體的行為，它們分別是：規制性要素、規范性要素與文化——認知性要素。對個體的控制力從顯性向隱性過渡，控制力也由強到弱。例如，一項制度設置通過規制性力量給科研群體的行動劃定明確的行為邊界，然后通過規范性要素的導引，引導共同體的行為選擇趨向一致性，最后，這些制度構成要素在群體中形成一種特定的文化——認知取向，當這種認知取向一旦固化成為人們行動的背景預設，就演變為新的科研傳統，而且很難改變。借用德國哲學家安德斯的說法，就是“隱性的暴力”。其巧妙之處在于，它是通過非常難以拒絕的那種“提供”來實現的。資源和符號是科學場域的硬通貨，哪個人敢于或者樂意拒絕呢？由此可知，這三個因素已經能夠完全控制科研共同體的行為選擇，當群體認知模式與行為一旦形成，又會反過來強化制度的延續，這也就是當下中國科技體制改革之所以成效不明顯的原因所在。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初步明確中國科技體制存在問題的一個大致輪廓。科技體制改革之所以進展緩慢、舉步維艱，究其原因，就是制度惰性問題。所謂的制度惰性，其成因主要由三個因素促成：首先，是制度形成與維持中發生的沉沒成本；其次，是一個制度在運行中所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團，他們是制度變革的主要阻力；第三，就是長期形成的認知與行為習慣，它導致群體對于變革的麻木。再深入挖掘下去，可以發現之所以會形成制度惰性，是因為任何制度都是生產性的，它再生產著權力關系與遵從模式。換言之，表征制度目標初衷的這些政策本身是可以自我復制的。只要看一下政策在從上到下的傳達過程中的展開方式，就不難明白這些內在機制。因為任何一項政策在運行中都涉及政策要素的傳遞問題，而傳遞方式按照美國經濟學家斯特朗等人的說法，主要有兩種：關系性傳遞與符號性傳遞。

　　由于有了復雜的傳遞關系，各種政策目的的最終歸宿點都要落到科技共同體的行為選擇上，在這個過程中，政策的強制性因素得到了有選擇的放大與擴散。為了應對這些繁瑣的傳遞機制，科研人員的時間只能選擇被制度割據化。當下科研人員每年要經歷的沒完沒了的申報項目，應付無數檢查、考核評審、各級行政部門不定期的會議等，哪一個能躲得過去呢？這些活動一路下來，有限時間就被大量浪費，同時讓人身心俱疲，而所有這些活動都是政策傳遞過程中的必然要求。而越發復雜的政策傳遞機制，無非是為了實現對群體的有效控制。

　　一個好的科研體制，它的正常運行機制主要是為參與者提供一個公平的博弈規則，其本身并不參與具體的管理。這樣的體制，由于大幅減少了對于資源的占有與支配欲望，因此，它的制度惰性就比較小。同時，由于無意于既得利益集團的培養，因此它的運行效率也就很高，并且能夠極大地減少學術腐敗等學術不端行為的發生，這種模式也會大幅遏制科研人員的公關行為，從而為整個社會節約了寶貴的科研時間。筆者早些年曾比較過兩個同形機構的效率問題，發現兩個規模與架構幾乎完全相同的科研機構其效率差距是相當大的，原來是在兩個同形機構內運行的規則不同。凡是那些依靠健全制度提供公平博弈規則來運行的機構，要比那些政策傳遞過程復雜的機構效率高。其內在原因在于簡化，它客觀上節約或者取消了科研人員的公關時間。有效時間的增多，自然帶來效率的提高，而且科研的生態環境也比較健康，反之則是科研人員勞而無功的低效率。科研體制中傳遞機制的日趨復雜，其背后也反映了制度與人之間的相互不信任，在這種扭曲的契約中，無形地增加了整個社會的運行成本。

　　如何解決這個問題是一個老大難的問題。從長期看，在制度層面，簡化政策傳遞程序，減少政策制定部門對于資源的壟斷性占有，使資源的分配權適度分散，它的實質就是制約權力的自我復制與再生產問題，進而縮短政策傳遞鏈條的長度，防止政策元素在傳遞過程中被有選擇性地放大或者縮小，防止科研人員對于信號的識別中所發生的時間浪費現象，這才是去行政化的本意所在。從短期著眼，應該最大程度上切割科研人員與政策制定部門之間的過分勾連，這樣既可以節約科研人員的時間，又能夠防止產生敗壞學術生態的共謀行為。對于違規者要嚴懲，使公關活動成為最不經濟的選擇，同時造成自身榮譽的損失。由此，研究者的時間割據狀態將趨向于好轉，同時身份定位也開始簡單化，此時職業倫理與行為操守的要求才具有現實可操作性，從而使科研人員獲得心靈的解放與學術的自由。

　　科研環境的好壞，從科研人員所擁有的可自主支配的時間的多少可以作出客觀判斷，為了科學的榮譽，科技共同體成員也應該主動消減公關活動，做一個純粹的、干凈的科學家。從低處捍衛科學的尊嚴，更是一種值得稱道的行為。

　　（作者為上海交通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