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俠：信任稀缺背景下的“打折科研”

2014年度中央預算執行和其他財政收支審計顯示，中央本級科技支出至2014年底在財政部累計結轉426億元，超過一半結轉5年以上，再次把經費劃撥中長期存在的一個老問題以石破天驚的方式展現在公眾面前。

承擔過課題的科研人員對此應深有感觸，這些寶貴的基金就這樣在遠離科研前線的地方毫無作為地“沉睡”著，這種制度性浪費再次印證了粗鄙化的科技管理模式必須進行改革。

這筆相當于兩個年度自然科學基金總量的426億元閑置基金，即便按當下一年期的利率計算，存在銀行里一年也能換來約10個億的利息，只是不知這10億元的利息又是怎樣流轉的？但可以肯定的是，這是科研基金諸多配置模式中收益最低的一種。一方面科研前線普遍缺少資金，另一方面大量基金卻在閑置，這種狀況令人無法接受。如果追蹤溯源，真不知道得有多少個項目的尾款才能累積成如此龐大的結轉資金。

這些基金尾款就像是“項目孤兒”，是否代表著項目本身的命運多舛或者無疾而終？現在是到了解決“項目孤兒”的時候了。

按照社會分工原則，生產知識產品需要人力、資金和時間三大要素的投入。基于此，基金在科研活動中的主要作用即在于購買物質材料、科研勞動補償、研發活動激勵。明白了基金在知識生產環節中的紐帶作用，也就不難明白基金閑置造成的嚴重浪費。

造成基金閑置的原因無外乎以下幾個。其一，管理者與申報者之間彼此相互不信任，導致雙方都想制約對方，以實現各自收益最大化。當整個社會的運行處于信任稀缺狀態時，會不可避免地出現“管窺心態”，此時短視行為與“公地悲劇”現象就無法避免。客觀地說，中國的科技管理部門并不大方，申報者也深知這點，這就出現了管理者有強烈的控制預算的偏好與沖動，而申報者則嘗試盡量把項目故事說得漂亮、有吸引力，力圖顯得具有剛性特征。這種強制性制度安排是造成基金閑置的主要原因。

其二，管理部門的管理水平滯后與粗放的思維取向，導致調控手段匱乏。為了緩解不放心的矛盾心態，只好采用強制性的資源制約，這種粗放型的管理模式已經無法適應當代科技發展要求。例如，當國家科研經費快速增加時，管理部門并沒有設計出一套行之有效的配置方案，只簡單地把項目資助額度翻倍，以此化解增量資源與評審量大幅增加的困境。這種老式管理模式，很難避免資源浪費與低效運行。個別部門亂設項目、草率劃撥經費的現象也是這一模式的必然結果。更為嚴重的是，這種管理模式固化了資源配置結構的不合理的現實，資源集中造成的效率陷阱，目前已經呈現出路徑依賴現象，導致基金的運行鎖定在低效的路徑上。

其三，預留科研尾款造成科研活動的制度性倫理困境。從國家層面到地方層面，科研尾款預留幅度大約在20%至40%之間，通常規定這部分尾款在項目結項或驗收后發放。這種制度設計本身就充滿了矛盾。照理說，結項意味著原有研究任務或工作已經完成，那么這部分尾款與原有的科研已經無關，那么它是科研獎勵，還是新研究的啟動資金或補償？無論從哪個方面來說，改變基金用途，都造成了科研活動違背科研倫理。在實踐中，科研人員大多把這部分尾款作為前期研究的補償，畢竟科研活動是滾動的、連續的，這個項目的前期研究很多情況下占用了上個項目的資源，作為補償處理能規避個體遭遇的倫理困境，但這又不符合基金資助的倫理要求。科研活動與工程建設是兩類完全不同的活動，簡單套用工程模式是行不通的，這種制度設置上的缺陷，讓所有研究者都成為潛在的違規者。

我們習慣上把預留尾款現象稱作打折基金，那么，基金打折后是否會造成研究活動也隨之打折呢？由于預留尾款沒有真正參與到科研活動中，直接削弱或改變了科研活動的預期投入結構，勢必造成原定研究目標與結果無法實現，而這又加劇了項目無法按計劃結題，只能進入到延期行列。為了彌補這種投入不足的現實，只好編更大的故事來圓當下的故事，在這個無限倒退的循環中，管理部門累積的尾款基金會越來越多，而真正應該用于科研的基金則會從研究活動中撤出，這就造成了知識生產的打折。申報者當初為了獲得資助，夸大的研究目標會令其從中標的喜悅快速陷入結項的噩夢，這兩種情況都會造成結項的普遍延期。

預留尾款、撥付不及時以及定期收繳等制度安排，都是違背常識的荒謬做法。管理落后導致整個社會的福祉跟著受到損失。監督科研活動有多種途徑，筆者曾多次建議，把基金分為兩部分：保障性供給與競爭性基金。對于后者中的普通中小項目取消預留尾款的做法，只要做好中期考核與嚴把結項關即可，只有大項目才需要預留，以便發現問題時采取相應措施。即便如此，預留尾款也應下放到基層，委托基層單位管理，只有中期考核合格才被允許激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