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實驗室相繼出現兩起有關炭疽桿菌及流感病毒的事故后,專家們呼吁在各相關機構建立更加嚴格的安全規范。
專家指出,最近,接連在美國頂尖實驗室內出現了涉及致死性病原的事故,這說明了全球重新思考生物安全控制問題的必要性。
位于喬治亞州亞特蘭大市的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被曝出了兩起安全事故,分別涉及炭疽桿菌及致死性的H5N1流感病毒。生物安全方面的專家指出,如果沒有足夠強大的生物安全意識,即使那些頂尖的機構也有可能出現錯誤,從而使其工作人員乃至公眾受到安全威脅。
直到現在,說到生物安全,基本還是圍繞著是否具有生物安全設施與裝備,是否符合安全規則,以及是否遵循公認的標準化操作流程等方面,Tim Trevan說。他是國際生命科學理事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the Life Sciences)執行理事,這是一家位于弗吉尼亞州麥克林市的非盈利組織,主要負責進行生物安全政策的咨詢。但是,人們還應該考慮的是,建立更加強大的生物安全意識,從思想上做到高度重視。“我希望這兩起事故能夠推動有關生物安全方面的認識轉變,不僅僅在CDC,而是在所有潛在高污染的實驗室。”
事故分別于今年3月和6月發生于CDC。第一起事故中,減毒流感病毒在轉移至另一個實驗室的過程中,意外地被致死性H5N1禽流感病毒株污染。第二起事故中,則是由于把沒有充分滅活的炭疽桿菌從生物安全3級實驗室轉移到了低級別實驗室,那里沒有足夠的防護設備來儲存這種危險的病原菌。
兩次事故引發了媒體與政壇的風暴,也讓CDC和全美科研機構實驗室處于極大的壓力之下,迫使他們思考如何改善其安全措施。7月16日,CDC主任Thomas Frieden被要求就炭疽桿菌事故在眾議院委員會面前對該事件予以證實。“事實上,人們都對此類事件竟然發生如此頂尖實驗室感到不安,這意味著我們必須對包括所有實驗室在內的安全意識方面存在的問題予以思考,”他說。“我們確實已經看到了事件對全國乃至全世界實驗室存在的安全問題提出的預警。”
近日,CDC宣布他們建立了獨立委員會,專門負責對安全防護進行監督。委員會正在著手進行的安全意識培養問題,將在他們下個月第一次開會時進行討論。
Trevan指出,“安全意識”并不僅僅是個行業術語那么簡單——它意味著對機構安全進行管理的整體框架的構建,這和其它安全相關行業是一樣的,例如航空業和核電工業等。建立這樣的安全意識與文化,需要以結構化的方式進行以規避風險為目標的實踐與培訓,并且需要不斷給予監督與改進。然而研究者和監督機構往往都有根深蒂固的“檢查框意識”,他補充道。
這會導致這樣一種管理思路“我們不在乎計劃是否能夠實施,只要有計劃就行,”Sean Kaufman說。他是Behavioral-Based Improvement Solutions公司的總裁,這是一家位于喬治亞州伍德斯多克市的公司。他指出,研究機構往往都不愿意投入過多的資源來改進各項做法:“通常,領導層在生物安全方面的投入也不過就是最低限度,只要能維持運作就夠了。”
在過去的十年間,由于專業程度的提高,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注生物安全。2008年,位于布魯塞爾的歐洲標準化委員會(CEN)采用了第一份國際認可的組織安全管理框架,用于需要接觸危險病原菌的機構內:CEN研討會協議(CEN Workshop Agreement, CWA)15793。這一自發建立的框架協議目前已經成為國際標準化機構認可的標準協議,得到全世界的認可。
曾擔任WHO生物安全及實驗室生物安全部門負責人的Nicoletta Previsani說,世界衛生組織(WHO)推薦各機構采用CWA 15793。“CWA 15793的確是從意識上的根本轉變,”她說,而且這一協議的實施也并不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
WHO目前已經采用了該標準協議,用于監督兩個儲備有天花病毒的實驗室——一個實驗室位于亞特蘭大的CDC,另一個在俄羅斯的新西伯利亞市。WHO還特別指出,那些需要進行高風險性的功能獲得型流感病毒的實驗室,由于這一過程中有可能增加病毒的傳播能力,提高病毒毒理,或者增加病毒宿主類型,因此,非常有必要采用CWA。
然而,該協議的廣泛應用目前來看還是受到了限制。例如,CDC并未完全采用該標準。去年,對包括118名成員的歐洲生物安全組織進行了一項調查,這118名成員中有四分之三的人是生物安全領域的專業人士。調查結果顯示,僅有33%的組織成員在其任職機構實行CWA 15793,有15%的成員甚至根本沒有聽說過這個協議。問及未能實施的原因,主要包括:缺少資源支持,協議太過嚴苛,或者采用了與之相似的本國標準。
此外,即使是那些實行了CWA標準的機構,很多也并沒有花費時間與資金以獲得正式的認證,Gary Burns說。他是英國的生物安全顧問,也是擬定CWA 15793的專家小組的副主席。他希望CWA 15793能作為ISO的標準協議,從而更好地對正式與非正式的協議使用進行區分。
當然,這樣的生物安全管理標準也并非“靈丹妙藥”, Maureen Ellis說,她是國際生物安全協會聯合會(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Biosafety Associations, IFBA)的執行主席,IFBA位于加拿大的渥太華。研究者往往把生物安全當作是額外的負擔,“在他們看來,需要他們去做的事情,只是因為這是規定,”她解釋說。
IFBA一直在尋求資金資助,以便推行生物安全的建設,然而沒有人對此感興趣,Ellis補充道,可能部分原因是其效益很難量化。“人們愿意給診斷及研究領域投入大量資金,但是說到生物安全,就完全不同了,人們認為它并不是那么重要,”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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