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影響了包括我在內的當時基礎司的很多工作人員。”科技部基礎司原副司長彭以祺說。
這個讓彭以祺等基礎司工作人員念念不忘的“他”,是科技部基礎司原副司長邵立勤。可能你和我一樣,之前不大熟悉這個名字。但這樣一個政府部門不大不小的官員,卻在同事和與他有交往的科技工作者中“赫赫有名”,有著極好的口碑。
邵立勤銳意改革、敢為人先的魄力讓很多人印象深刻。雖然973計劃現在已經退出歷史舞臺,但在過去十多年里,它在我國基礎研究發展中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邵立勤是當初973計劃的推動者之一,參與制定了很多管理規則。
“1997年,國家提出要實施973計劃,但具體怎么搞,誰也不清楚。邵立勤當時是基礎司的副司長,他帶領大家學習國外的基礎研究重大項目管理經驗,借鑒國內863計劃的經驗和作法,使973計劃慢慢成型。”彭以祺說。
“973計劃啟動前最大的問題是定位,為此我們組織了以周光召為組長的專家組進行研究,提出基礎研究也要有國家目標,在國家發展的戰略需求與學科發展前沿的交集中確立問題。在973計劃前期的規劃布局、學科方向選擇等方面,老邵都功不可沒。”科技部機關紀委書記、基礎司原項目處處長馬宏建告訴科技日報記者。
為保證新立項目的質量,973計劃率先實行了初評、復評和綜合評審的三輪評審;為立足國家需求,提高項目層次,973計劃率先實行專家顧問組和咨詢組制度,嚴格實行裁判員和運動員分開;為加強項目管理,973計劃率先實現“2+3”的中期評估制度、責任專家制度……“這些改革,很多都是邵立勤同志的智慧和心血,受到科技界的充分肯定。”彭以祺說。
馬宏建還記得,1994年,國家組織討論實施若干大科學裝置前沿研究的可行性,邵立勤是堅定的推動者。“當時科技界有不同聲音,有人認為國家還沒到上馬大科學裝置的時候,但老邵很有戰略眼光,積極推動這件事。”
說起邵立勤,中科院大氣物理研究所吳國雄院士印象最深的是邵立勤對國家實驗室的推動。“青島有中國海洋大學、中科院海洋研究所、國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三家相關單位。上個世紀末,他經常帶我們去協調,讓這三家聯合起來,最終促成了青島海洋科學與技術國家實驗室的成立。”吳國雄告訴科技日報記者。
邵立勤熱愛學習、善于學習、對工作精益求精的品質也讓很多年輕人自嘆不如。作為留學法國的物理學博士,邵立勤熟練掌握法語、英語,參加國際學術會議從來不用翻譯。除物理學之外,他還在地學、信息科學、生命科學等方面有扎實的基礎。“他應該是當時基礎司來的最早,走得最晚的人。除了日常工作,其他時間都用來學習了。”彭以祺說,“查閱最新的學術論文、參加學術會議和項目評審是他學習的主要渠道。”
“有些領導參加會議象征性致辭后就走了,邵副司長總是認真地從頭聽到尾。”科技部一位退休干部回憶。
持續學習讓邵立勤成為基礎司公認的業務能力強人。1999至2001年,每年“中國基礎研究十大新聞”發布會,他都擔任解說,從每個基礎研究成果到重大科學理論的意義侃侃而談,比專家解釋得還通俗易懂;他主動宣傳基礎研究重大計劃;他利用業余時間補充納米技術、轉基因技術、對地觀測和導航技術等新知識,帶動基礎司關注國內外科技發展的新趨勢、跟上學科發展的前沿。
我國目前海拔最高的光學望遠鏡位于云南麗江的高美谷天文觀測站,它是目前中國海拔最高的光學望遠鏡基地。提起這個觀測站,原中國科學院國家天文臺副臺長王宜研究員等很多天文界科學家不會忘記邵立勤付出的努力。天文觀測站的選址是個基礎性很強的科學工作,要求大氣能見度高、觀測條件好、視野開闊、空氣清新,還要求距離城市遠,沒有城市燈光的干擾等等。當初中國科學院天文臺在科技部申請這一項目時,邵立勤沒有僅憑兩只耳朵聽聽匯報,而是兩次去實地考察。目前,這里擁有中國乃至東亞地區口徑最大的通用型天文光學望遠鏡。
正因為業務精良,邵立勤能抓住科研人員研究內容的本質,能給他們提出可行的建議,這讓他有了很多科學家朋友。從老中醫到深地鉆探人員,從海洋觀測員到植物育種專家,從納米生物學家到器官移植醫生,從天文學家到地學的野外觀測者,從遠在新疆科技廳的老同志到海外華人學者……他在基礎司的506室的辦公室經常“高朋滿座”。“凡是對來基礎司找他的科技人員或管理人員,他的習慣做法都是:熱情接待、認真聆聽、深入討論、提出中肯意見。”彭以祺說。
2002年初,邵立勤離開基礎司,任職高新技術產業化司巡視員。退休以后,又在國家遙感中心發揮余熱,推動了中國與歐盟合作開展遙感“龍計劃”,參與協調北斗導航等重大項目,為863計劃對地觀測過程管理提供幫助。時至今日,他對多個問題的看法仍可在網絡上查到。其中,在一次關于“工業4.0”的演講中,他對這一問題的深入剖析令當時在場的人印象深刻記憶猶新。
2016年5月13日,72歲的邵立勤離開了。斯人已去,精神長存。
“我們會永遠懷念他,也希望今天的年輕人能學習他對業務精益求精、對工作無私奉獻、為科學家熱情服務的精神。” 馬宏建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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