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堯：學者、學術與學術生命

　　當歷史的車輪進入21世紀，伴隨著我國大學飛速發展而夾雜著功利主義甚囂塵上的滾滾洪流，承載著追求真理使命的教授，在堅守知識化身、正義力量、人類進步張力、人類精神家園守護神的道路上，時常遭遇學術功利的陷阱，學術生命之燈在學術功利的疾風暴雨中掙扎著。近年來，因學術功利恣意蔓延而引發的“學術墮落”丑聞越來越駭人聽聞。雖說正直的教授一直都在默默地耕耘，大學也并沒有成為一潭濁水，但是這種清者自清、濁者自濁的情形，決不能成為我們對學術功利掉以輕心的借口，正直的教授也不能滿足于潔身自好而對學術功利置若罔聞。大學和教授不能再集體失語、保持沉默了，必須對學術功利保持足夠的警惕。

　　二十世紀以來，盡管大學作為象牙塔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但教授“不為一己之利所誘惑，不受世俗需求所驅使”的象牙塔精神卻歷久彌新，時刻警示著教授們謹防功利的陷阱，不是流行什么就迎合什么，而是以一種寧靜沉穩的心態點亮學術生命之燈，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執著前行。

　　學術功利陷阱危害教授學術生命

　　在鉆研學術與追求真理的時代，大學雖然也出現過一些敗類，但總體上是純潔的。教授曾經忍饑受凍、耐貧固窮，甚至冒著生命的危險，為一個真實的結論付出超凡的代價。教授把探究學術的真諦當成理想，一代又一代的奮斗，鑄就了多少純凈的靈魂、崇高的人格！這種事跡，幾乎在每個學術領域里都不乏存在。

　　教授形象多樣化。曾幾何時，學術變成了可以轉化為名利的產物，它可以換來金錢、住房、職稱、官位、獎品、名聲……它的價值轉化為商品的價格。這種學術功利的陷阱如同一劑強烈腐蝕劑，正在腐蝕著教授的學術生命。尚明瑞先生讀了《所謂教授》一書后說，今天中國的知識分子大規模從精神寺院撤離，“認真”已成為塵封的記憶，“文人”正在盯著買方市場尋求新“活法”，“不迂”、“不傻”的人們正在跳著歡快的舞步走向平庸、無序、淺薄、粗陋、偽善和麻木。

　　史生榮在《所謂教授》中認為，就道德而言，教授并非道德選拔賽中的優勝者，如果在大學教書，當然就會成為一名教授，這就是教授形象多樣化的原因。但無論如何，教授的主流不是也不應該是《所謂教授》描寫的那種崇高背后的下流——高談闊論、孜孜求之的是教授，賣笑、拉皮條、坐官衙、開公司、烙大餅、兜售狗皮膏藥的也有教授。我想說，這些現象是不足為奇的，是符合事物發展規律的。任何一所大學都有腹中空空卻聲名顯赫的教授，然而在京城中混油果子吃的畢竟是少數。所以，社會讀者大可不必因《所謂教授》中“劉安定的下流”而憎惡教授；教授也未必因白明華的攀上領導，得到課題而自甘墮落。法國作家帕斯卡爾說，高貴如葦草的人之所以有尊嚴并且高貴，在于他有思想。人就是因為思想而高貴于宇宙。但高貴如天使的教授中也有個別人卻時而會表現為禽獸，這并非大學之精神所在。

　　“學術墮落”恣意蔓延。2010年2月1日，我在百度中僅輸入“大學、剽竊”詞條，找到相關信息約139萬篇，涉及大學校長、院士、教授直到學生。一個以“追求真理，培育英才”為己任的大學，陷入“學術墮落”恣意蔓延的狀態，不僅會使教授喪失學術生命，也會使社會動搖對教授學術生命的信仰。2009年，“學術墮落”事件頻發，讓大學備受煎熬，我們已經無法對恣意蔓延的“學術墮落”保持見怪不怪、聽之任之的態度了。個別教授的“學術墮落”表面看只是道德層面的缺失和滑落，但往深里想很可怕。教授要一撥一撥地繼續帶學生，如果他們還是一如既往地默認“學術墮落”或者自己也不保“學術貞潔”，培養出的學生會是什么樣可想而知。除此之外還有兩個原因：第一，學術乃天下公器，任何教授的學術活動都是學術活動的組成部分，正如局部細胞的壞死終將導致整個生命的危險一樣，部分教授的“學術墮落”終將敗壞整個大學的學術聲譽；第二，目前“學術墮落”的毒菌不僅出現在個別教授身上，也相當嚴重地侵入出版機構、學術機構、學術評估系統的集體行為之中。試看現在學術論著的發表、學術成果的評獎和學術課題的評審等活動中，請托、賄賂、以權謀私等不正之風已經甚囂塵上，有些地方或部門甚至達到了顛倒黑白、劣勝優敗的程度。長此以往，必將導致學風的大潰壞。在我國目前的學術體制下，集體性“學術墮落”的危害更加嚴重，因為它在事實上起著引導學風的作用，實際上影響到每個教授的學術生命狀態，它的危害是全局性的（莫礪鋒《端正的學風是學術的生命》人民日報〈海外版〉，2001年9月25日。）

　　學者、學術與學術生命

　　大學教授作為學者，應該是什么樣的學者，從事什么樣的學術研究，追求什么樣的學術生命呢？對此，我們要有一個比較明確的認識。

　　何謂學者？《漢語大詞典》（普及本）中，學者是“學術上有造詣的人”。《牛津高階英漢雙解詞典》（第四版）中，學者是指對某個學科有較深研究的人。可見，中西方詞典對“學者”的定義主要集中在學術研究上。簡而言之，學者是以學術研究為天職的人。學術的真諦就是求真，只有當一個人把求真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時，他才真正具備了學者的品格。在中國，學者不僅含有研究學術的應有之義，還包含強烈的社會關懷以及可做表率的人格修養這層內涵。本文的學者指大學教授。

　　何謂學術？《辭海》把學術定義為：“較為專門、有系統的學問。”在英語里，學術（Academic）一詞含有在大學中探索哲理、主張非實用性的意思。就是說，學術是經過特殊訓練的人所進行的活動和創立的知識體系。從字意上解釋，學術含有兩層意義：一是指學問、道理、真理，是認識的對象和目標；二是指獲得學問、道理、真理的過程、方式。現代意義上的“科學”、“思想”，都包括在學術概念中。從廣義上說，學術涉及到整個知識領域，既包括自然科學，也涵蓋人文社會科學。從狹義上講，學術有時特指人文社會科學（葉繼元等：《學術規范通論》，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1月）。本文的學術采納廣義之說，即指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等所有學科研究活動與創立的知識體系。

　　何謂生命？生命泛指有機物和水構成的一個或多個細胞組成的一類具有穩定的物質和能量代謝現象、能回應刺激、能進行自我繁殖的半開放物質系統。生命個體通常都要經歷出生、成長和死亡。生命種群則在一代代個體的更替中經過自然選擇發生進化以適應環境。生命于自然、社會中就處于自我選擇、自然選擇、社會選擇。任何生命都是處在一定時空之中的，都是對人類生存發展具有一定價值、一定意義的生命。個人生命的價值和意義是有差別的，一個人只要努力奮斗、頑強拼搏就能充分發揮和展現自己生命的價值和意義。

　　何謂學術生命？張豈之先生認為，學術生命是指學者個人以嚴肅認真的態度堅持學術研究的問題。李醒民先生認為，學術及其衍生物是人類的精神家園，人們的精神可以在此得以休憩、充實、豐富、完美。不僅如此，學術生命更在于自身的內在創造力——思想可以產生思想。在與今人的直接交流中，在與古人的心靈對話中，在個人頭腦的冥思求索中，都可以碰撞出新的思想火花，積淀為人類的精神財富（李醒民：《學術的生命》）。結合生命的概念與以上學者的觀點，可以說，學術生命是學術活動和能量代謝現象、能回應刺激、能進行自我繁殖的半開放學術系統。包括學術本身的生命和學者的學術生命。學術生命的本質是學術創新。

　　學術生命的本質是學術創新

　　學術創新是學術的生命，無論是學術本身的生命還是學者的學術生命，都是在不斷的創新中得以延續，并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學術本身的生命。在李醒民先生看來，學術猶如生物有機體，新陳代謝一旦停止，生命也就隨之終止。學術只有不斷創新，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李醒民：《學術創新是學術的生命》）。學術創新一旦終止，學術也就隨即停滯、窒息、死亡。學術創新指學術研究要創造出新的東西，或發明出新范式和新方法，或孕育出新思想和新見解，或發掘出新材料和新證據。一言以蔽之曰——創造新知。學術研究不同于知識普及，知識普及并不要求普及者創造新知識。而學術研究是要創造新知的，要講出人所不知、人所未講的東西，也就是說，學術研究必須標新立異、卓爾不群，最好能別具慧眼、獨樹一幟，起碼也得發掘點新材料，提出點新觀點，否則就不能算是學術研究。創造新知是學術研究的終極目標和神圣使命，也是學術的生命之所在。古希臘哲人的學說、中國諸子百家的經典之所以歷久彌新，恰恰在于不斷創新。

　　學者的學術生命。在張豈之先生看來，學者的學術生命是對于學術工作的堅持。學者的學術生命主要由個人的各種因素來決定，具體言之，是由其健康狀況、學養、執著精神、世界觀、人生觀、環境諸方面因素決定的。當一位學者進入老年，身體和思維能力日益衰弱，沒有新的思路產生，這個時候便是他的學術生命結束之時。但是，有的學者并不因為年老體衰而使思維陷于停頓，仍然筆耕不輟，新意迭出。因此，年齡并不是學術生命結束的根本原因（張豈之：《談“學術生命”》）。

　　對于學者來說，為了延長學術生命，一要過簡樸生活，使心志不為聲色犬馬所紛擾，不至于沉醉在人為的“安樂窩”中而消磨時日；二要涵養性情，忠實于一種高尚的學術探求，在充滿物質欲望的世界中能夠保持心靈的平衡；三要不斷學習、思考，盡可能地保持思維的靈敏度；四要有一股強勁的耐力，不為外界的紛擾而脫離了學術研究。總之，學者應當愛惜自己的學術生命，并為學術生命的延長而努力奮斗。

　　保持旺盛學術生命的條件

　　保持旺盛的學術生命力需要一定的內外部條件，諸如：持續的學術創新，自由的學術氛圍，活躍的學術交流，健康的學術風氣等等。更為重要的是，學者要保持內心的自由和獨立的人格——不墨守成規，不迷信古人、洋人和權威，不在乎權力和金錢，不隨風趕潮流追時髦，保持對學術的摯愛和追求真理的執著。

　　創新是學術生命之源。創新是學術的生命，沒有創新，學術便成了一潭死水。學術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充溢著強烈的生命創造意識，具有求道問學、追求神圣的形而上之蘊涵。學術不僅是科學發明、推動生產力發展的途徑，而且是解放思想、追求光明的平臺，尤其是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術研究，對于啟蒙人生、破除愚昧具有巨大的進步作用。歐洲歷史上的文藝復興、啟蒙運動和中國現代史上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就是典范。在中國人心目中，學術是社會道德良知的最后一塊領地，這塊領地一旦被蠶食，會造成社會倫理的“雪崩”現象，對此絕對不可等閑視之（袁濟喜：《學術生命如何激活》）。

　　學術創新要善于捕捉和提出有意義的問題，并設法研究它解決它。捕捉和提出問題往往比解決問題更重要，因為前者既需要對全局的透徹把握，也需要豐富的想象力。有人或囿于狹隘的視野，或缺乏足夠的想象力，提不出找不準有意義的問題，結果東奔西撞沒有創新。有人或出于利益的誘惑，或受到時尚的裹挾，研究了一些毫無意義的假問題，雖說贏得了一時的風光和實惠，但著實學術生命短暫，旋即淪為明日黃花。有人熱衷構造洋洋大觀的體系，喜好編織眼花繚亂的范疇之網，在今日學術精細劃分的情況下只會淺嘗輒止，難以實現真正的學術創新（李醒民：《學術創新是學術的生命》）。

　　交流是學術生命之流。學者向同行介紹自己的研究、公開發表論文等都是交流。交流是學術的生命線，是學術生命的基本特征。學術共同體的交流就像人的血液系統一樣，具有輸送營養、免疫等多種功能。學術共同體的“血液”如果不流動了，它的生命也就終結了。通過學術交流，學術才能被同行所知曉、所使用、所參考，并對學術思想的發展和人類知識體系的豐富作出貢獻。同時，通過學術爭鳴，相互討論，學者能獲得新的學術靈感，思維的廣度和深度都會增強，進一步啟迪學術思想，激發創新思維，提高學術創新能力。學術交流能推動相關領域學者進行跨學科的聯合，促使一個學科的概念和方法對另一個學科的研究對象的解釋力，從而發生學科的邊界漂移，形成學科間的交叉融合，促進知識的原始創新。學術交流本身的靈活性，以及學者構成的分散性，學者間知識的異質性、互補性，可從不同角度、用不同的方法進行剖析，從而促進知識的整合與集成。學術交流還能使后來的學者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進行學術創新。

　　總之，學術交流作為煥發學術生命的一種制度安排，可以促進知識生產的協作，知識資源的共享、流動和創新。

　　學風是學術生命之魂。學風是治學的理念和態度，是追求真理的科學精神和服務社會的道德責任，是學者的首要品質。學風對學術的重要性在于，它是學者和學術界的學術追求和學術境界。所謂學術大師的“學為人師，行為世范”的含義，最重要的是指他為學術界確立了某種學術風范。今日我國社會風氣由理想主義趨向于現實主義，學術界的價值觀念和治學心態也悄然發生著重大的變化，一些所謂的學者不再以學術為志業，而是作為賺取名利的手段。當下急功近利的浮躁學風，必然導致“學術墮落”。不良學風的泛濫，不僅會影響學術的聲譽，更要緊的是學術生命的垮塌，無法實現學術應當承擔的神圣使命和時代責任（李景源：《學風是科研的生命》）。那么，社會的引誘如此之多，很多獎勵制度、評審辦法、分配方案都在助長“學術墮落”，學者應當怎樣做才能既維護自己正當的利益，又保持旺盛的學術生命呢？答案只能是一個，那就是自律——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在個人利益與學術生命發生矛盾時，自覺維護學術生命。《荀子·修身》中說：“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內省而外物輕矣！傳曰：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此之謂矣。”凡是立志獻身于學術的學者，都會把學術看得像自己的生命一樣寶貴。在他們的眼中，學術本身就是目的，決不會把學術當做升官晉爵的敲門磚和撈取外快的搖錢樹。

　　批評是學術生命之力。當今中國的學術價值觀，染上了太多的功利色彩。整個社會自上而下，對于學術的真正生命力很少顧及，卻在細枝末節上“大干快上”，各種各樣的學術克隆活動正轟轟烈烈地展開。行政部門熱衷于制造“量化”標準，沒有顧及學術研究是個性化、原創性極強的精神活動，學術的百家爭鳴，根本無法用統一的量化標準去規范。在這種急功近利、棄本逐末的學術機制影響下，有的學者急于求成，出現違規操作，“學術墮落”的出現，確實有學者身不由己的苦衷在內。在這種極端功利化的平臺上，不可能產生出真正的理論創新與思想飛躍（田垣：《批評是學術的生命》，《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報》2004年8月26日）。從學術評價來看，同行評議就是以刊評文，再不行就看引用率，或者還有其他量化指標。其結果是，泡沫越來越多，公正越來越少。最有效的學術批評由于很難制定出嚴密而又精確的量化指標，而難以開展起來。對于那些一時難以辨清的問題，未被同行普遍認可的創新成果，必須通過學術批評，在不斷地批評中為學術界所認識，而不是找幾個同行采用量化指標簡單評一下、查查引用率就可以匆忙作出結論。理不辨不明，只有通過學術批評，才能夠去偽存真，促進學術健康發展。

　　自由是學術生命之道。學術自由和學者心靈自由是保持學術生命的前提條件。學術自由是學術繁榮的根本保證，在這里還要強調的是學者心靈的自由，只有自由的心靈，才能翱翔于浩瀚的學術天國，馳騁于遼遠的學術大地，達到“我不覓詩詩覓我，始知天籟本天然”的自由創造境界，從而生產出卓爾不群的精神珍品和別具一格的思想果實。學術自由非常重要，學術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的自由。然而，在現實生活中，對于學術自由還存在著種種誤解。有的學者過于追求象牙塔式的學術環境，“躲進小樓成一統，管他冬夏與春秋”。這是在追求一種遁隱式的消極自由。有的學者把學術自由理解為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想說什么就說什么，想怎么說就怎么說。這是在追求一種不負責任的絕對自由。有的學者奉行所謂價值中立的原則，認為學術研究只關注事實而不涉及價值，忽視學術研究中事實判斷與價值判斷之間的相關性。這是在追求一種脫離現實的抽象自由。在現代社會，學術活動及其結果能夠產生重要的社會影響，甚至關系社會的走向和國家的發展（洪大用：《學術自由與社會責任》）。因此，學者應當關注學術行為的社會效果，要為創造美好社會和幸福生活作貢獻。愛因斯坦說，人只有獻身于社會，才能找出那實際上是短暫而有風險的生命的意義。

　　愛是學術生命之元。愛是一切生命之始，也是學術生命之元。愛者生欲，愛欲乃為生命之始，此為不二之法門，所謂“玄之又玄，眾妙之門”。而現在，眾多的學子，奔走于學術之途，往返于學位之路，寫作論文成為應試教育、學位制度的一塊敲門磚，門開了就隨時丟掉這塊磚，這就不是真正的愛（木齋：《愛是學術生命之始》）。沒有愛，就不能產生真正的興趣，其結果，必然是面對你的研究客體，如坐針氈，兩情相厭。有了愛，你就會行也思量，坐也思量，你就會朝思暮想，你就會感覺世間之事，沒有比學術研究更為讓你著迷的事情。可以說，有多深的愛，就有多高的目標和理想，而學術理想和目標，將決定你的學術生命有多長。有了這份專注的愛，就能使你具有抗擊其他誘惑的抵抗力，你就不會為眼前的物質利益所迷惑；有了這份專注的愛，你就會心甘情愿地選擇寂寞的人生，因為你知道你在做什么，你就能忍受一切常人不能忍受之詬辱，你就能有常人沒有之襟懷，你就會專注學術而不看他人的顏色，包括權威者的顏色，你就會“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你就能“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境”，因為你知道你來到世間的使命。愛是學術生命之始，這不是一句空話。　　

　　良心是學術生命之根。我國歷史上許多偉人的學術成就，是通過內在生命沖動與創造所鑄就的，是他們人格精神的直接展現。從孔子晚年的退而序六藝，到現代學術史上的梁啟超、王國維、魯迅與陳寅恪等人的學術成就，大都是將學術視為人生價值的實現，是他們憂國憂民情結的轉化。在中國歷史與文化面臨轉折時，這些學術巨子將深沉的使命感與學術研究融為一體，使學術迸發出璀璨的生命火花。我們不能說這些人著書立說不食人間煙火，但在涉及學術的根本價值時，他們不會將學術作為吃飯的家伙，做出種種類似今人的“學術墮落”之事來。相反，他們為了自己的學術信仰而拋棄了許多外在之物甚至生命。

　　

　　當然，完全將學術視為象牙之塔未免曲高和寡，但將學術作為人格與生命意志的表征，而不是作為沽名釣譽的產物，這也是當前中國學術界最缺乏的。歷史證明，學術一旦完全成為牟利的奴婢，其生命力必然萎謝，種種丑聞無法不浮出水面（袁濟喜：《學術生命如何激活》）。在這樣一種“學術墮落”環境中，學術便脫離了其原本的學術良心。著名時評人朱四倍指出，學術良心是學術的生命之根。恪守學術良心的不獨是學者個人的責任，也應是包括學術委員會和期刊編委會等在內的學術圈共同恪守的學術責任。

　　激發教授的學術生命

　　近年來，素以神圣自居的大學染上了越來越多的浮躁氣味。產生這種現狀的原因很多，人們對此作了許多分析，但最為嚴重的倒不是個別教授的“學術墮落”，而是教授學術生命出現了枯萎的征候，這才是最令人憂慮的。

　　創新催生教授的學術生命。大家知道，做學問就是要講究一個心無旁騖，踏踏實實和埋頭苦干。可是如今一些教授浮躁了，整天拋頭露面、不務正業，甚至不時隨便拋出什么驚世駭俗之言來吸引人們的眼球，學生又怎么能安心學習？教授不以身示范、為人師表，大學的教育與學術環境可以想象！實際上，一位教授的學術生命和生理生命一樣脆弱，當社會過多過早使他們沉浸于名譽的光環中，沉醉和滿足于已有的成就，勢必為保持這份榮耀而謹小慎微，得過且過，到處吹吹拍拍，于是不僅學術銳氣消失了，做人也變得世故了，這無疑宣判了學術生命的死刑！（魯國平：《學者被“活體雕塑”了，其學術生命還會長久嗎？》）

　　當然，教授也是普通人，他要生活，也需要各種條件。這些條件應該由社會來保障，而不是通過學術交易的方式去尋求。教授在漫漫的學術道路上，有所發明、有所發現、有所創造、有所前進，每一個進步都是學術生命的繼續和延展，同時又增添了新的養分和激勵。創新是靈魂，一旦停滯，即意味著學術生命的完結。凡是把學術作為達到某種功利目的之手段者，一旦目的達成，其學術也就壽終正寢了。為求職稱者，職稱定則學術終；為求金錢者，錢到手則學術隱；為求顯赫者，名分得則學術亡。

　　樂趣激活教授的學術生命。學術生命的激活，實在是需要一點古人那種“俯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的樂趣。從社會來說，應當營造出真正激活學術的競爭機制。所謂“有容乃大”不僅表現在提倡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上面，而且應當創造出寬松的學術氣氛來，引導學者進入到學術的境界之中，讓他們充分釋放出內在的原創精神，培養出學術研究的興趣，僅僅是為了應付評職稱、漲工資、爭項目，這樣的學術怎么能搞好？過度的外在鞭策非但無益而且有害。

　　從學者來說，既要有學術規范的自律自檢，更需要進行學術價值觀的重新反省，從過度急功近利的心態中調整出來，以寧靜致遠的心境去從事學術研究，由外在的服從式研究升華到原創之境中。當然，這些知之者并不難，難的是“戰勝自我”，它需要從各方面去努力（袁濟喜：《學術生命如何激活》）。當前學術界出現的問題令人憂慮，對此確實不能掉以輕心。但從長遠來看，中華民族的學術歷史源遠流長，生生不息，她是民族精神的顯現，在短暫的浮躁與迷失過后，必然是學術生命的重新煥發，對此人們是不必過分失望的。

　　責任張揚教授的學術生命。學者的社會責任感，用北宋大儒張載的話來說，就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它既表現了學者對學術的敬畏和誠意，也表現了學者希望通過學術為蒼生服務的情懷。從根本上說，學術創新的重要動力在于學者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只有基于社會責任感，學者才會具有與時俱進的創新意識。正是在社會責任感的驅動下，學者才會敏銳把握時代發展的新變化、新要求，密切關注和深入研究時代提出的新課題、新任務。只有懷著深深的社會責任感，學者才會將學術視為一項服務公眾與社會的偉大事業，才會產生對學術的向往與敬畏，甘愿為學術付出時間、精力乃至生命。基于社會責任感的敬業精神，支撐著學者對學術事業孜孜以求，以嚴謹、規范、誠信的態度來對待學術，從根本上杜絕短期行為、粗制濫造、追風跟風等不良學術行為（吳忠民：《社會責任感：學術發展的重要動力》）。社會責任感有助于學者形成可貴的學術勇氣，學術研究是探索行為，必然會面臨諸多風險，只有強烈的學術勇氣才能支撐學者在學術的天地中不懈探索。這種勇氣源于多個方面，而對社會的責任感無疑是一個重要因素。

　　使命煥發教授的學術生命。一個真正學者的使命，不僅體現在其學術造詣上，更表現在其政治、道德等社會關懷上。目前怨聲載道的“學術墮落”現象，說明了一部分學者還難以勝任真正學者的使命。在此情況下，重新認識學者的使命具有現實意義（楊家友《學者及其使命》）。我國對于學者的使命：荀子在《勸學》中說：“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君子之學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學也，以為禽犢。”這里的“美其身”，就是“為己”，指人格的提升；而所謂的“為禽犢”，就是“為人”，指把“學”作為追求名利的手段，這是儒家最為反對的。中國古代對學者的道德要求極高，“內圣外王”是學者追求的最高道德標準。西方對于學者的使命：蘇格拉底說：“美德即知識。”真正的德性只有一種，那就是知識，這是對學者使命的簡潔而全面的規定。費希特在《論學者的使命》中說：“學者階層的真正使命：高度注視人類一般的實際發展進程，并經常促進這種發展進程。”一是為社會服務，“學者的使命主要是為社會服務”；一是以提高人類道德風尚為己任，并“成為他的時代道德最好的人”。履行這兩個使命就是履行學者的真正使命、最高使命。

　　讓我們不再沉默，從自己做起，遠離學術功利，杜絕學術墮落，還學術一片湛藍的天空吧！（作者系浙江師范大學教授、浙江師范大學教育評論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