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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四、中國踐行自由貿易理念,認真遵守世界貿易組織規則

    自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中國開啟了深度參與經濟全球化的進程,改革開放也進入了歷史新階段。中國積極踐行自由貿易理念,切實提升貿易政策的穩定性、透明度和可預見性,大幅開放市場,為維護多邊貿易體制有效性權威性作出積極貢獻。

    (一)全面加強貿易政策合規工作

    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中國全面履行加入承諾,遵守和執行世界貿易組織規則,完善基于規則的市場經濟法律法規,構建符合多邊貿易規則的法律體系。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中國大規模開展法律法規清理修訂工作,中央政府清理法律法規和部門規章2300多件,地方政府清理地方性法規19萬多件,覆蓋貿易、投資和知識產權保護等各方面。

    為落實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關于堅持世界貿易體制規則、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要求,2014年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進一步加強貿易政策合規工作的通知》,商務部配套發布《貿易政策合規工作實施辦法(試行)》,要求各級政府在擬定貿易政策過程中對照世界貿易組織協定及中國加入承諾進行合規性評估。2024年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建立同國際通行規則銜接的合規機制,優化開放合作環境。2025年3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進一步加強貿易政策合規工作的意見》,提出將合規評估作為貿易政策出臺前的必要前置環節,國務院部門、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門在貿易政策制定過程中,應按照“誰制定、誰評估”原則,對擬出臺的政策措施開展合規評估,使其符合世界貿易組織規則和中國加入承諾。

    (二)切實履行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降稅承諾

    中國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時,作出了廣泛而大幅度的降稅承諾。中國政府履約踐諾,截至2010年,中國貨物降稅承諾全部履行完畢,關稅總體水平從2001年的15.3%降低到9.8%。就世界貿易組織約束稅率而言,中國9.8%的關稅總水平已經非常接近發達成員的平均約束稅率(9.4%)。

    中國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近年來主動擴大進口,多次大幅自主降低進口關稅稅率。2023年7月,隨著信息技術協定擴圍產品完成第八步降稅,中國關稅總水平進一步下降至7.3%。2024年,中國進一步宣布對原產于同中國建交的最不發達國家100%稅目產品適用稅率為零的特惠稅率。這充分展示了中國堅定推進對外開放、融入全球經濟的努力。中國較低的關稅水平,不僅為全球優質商品提供了廣闊市場機遇,也為國內消費者提供了多樣性選擇,促進了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發展,推動了全球貿易投資自由化和經濟全球化進程。

    (三)在世界貿易組織規則范圍內合規合理提供補貼

    補貼是發展中成員實現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和世界貿易組織關于促進包容性發展、提高生活水平等總目標的重要政策工具。世界貿易組織秘書處和其他國際機構2022年4月發布聯合報告指出,補貼在所有產業部門都普遍存在,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均在使用補貼政策。

    中國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時即承諾,不對農產品維持或提供任何出口補貼,在農業國內支持和產業補貼領域也作出了超出一般發展中成員的承諾。入世以來,中國嚴格遵守世界貿易組織各項補貼紀律,及時向世界貿易組織提交補貼通報。2023年6月,中國提交2021-2022年補貼政策通報,涉及中央69項和地方385項補貼政策,實現省級行政區域全覆蓋。2024年7月,中國提交2022年農業國內支持通報,通報年份與美國等主要發達成員基本相當(美國為市場年2022/2023、歐盟為市場年2021/2022)。

    中國致力于建立完善符合國際慣例的財政補貼體系,推動產業政策由差異化、選擇化向普惠性、功能性轉變。中國政府更多采用公共服務、技術標準、技能培訓等市場化、引導性間接手段,重點支持技術研發創新、中小企業發展、綠色節能、公共服務體系建設等市場失靈領域,實現對行業內企業的普惠支持,激發經營主體活力,促進公平競爭,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例如,對符合條件的個體工商戶和小型微利企業,在個人所得稅、企業所得稅、資源稅、房產稅、城鎮土地使用稅等方面落實好優惠政策。

    為更好發揮補貼對促進發展的作用,中方對世界貿易組織框架下討論產業補貼問題持開放態度。同時,相關討論需要確定討論方向、目標、形式和邊界,避免泛化為國家干預或產業政策的宏觀性討論,更不能觸及成員經濟制度和發展模式。

    一些人炒作所謂“中國產能過剩論”,指責中國因宏觀經濟失衡以及補貼等“非市場經濟行為”出現“產能過剩”,沖擊了國際市場,損害了其他國家的就業和供應鏈韌性。中方認為,所謂“中國產能過剩論”有悖常理和常識。從市場經濟原理看,供給和需求是市場經濟內在關系的兩個基本方面。供需平衡是短期的相對的,不平衡是普遍的動態的。從國際貿易往來看,國際貿易的產生和發展就是各國基于比較優勢、進行國際分工合作,從而有效提升全球經濟效率和福祉。以“產能過剩”等為借口,對中國產品出口、投資合作設限,實際是赤裸裸的貿易保護主義,是對全球市場的人為干預和割裂,必將破壞全球產供鏈穩定,造成重復建設和產能過剩。通過“扣帽子”“貼標簽”搞限制,只會妨礙合作,最后也不會得到想要的結果。

    (四)持續優化營商環境

    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強調,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保證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促進各種所有制經濟優勢互補、共同發展;清理和廢除妨礙全國統一市場和公平競爭的各種規定和做法。中國政府通過系統性改革同國際規則接軌,持續優化營商環境,為全球企業提供了更加透明、公平、可預期的營商環境。

    持續擴大外資準入。2017年7月在全國范圍內實施外商投資準入負面清單管理制度。2019年頒布外商投資法,規定對外商投資施行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模式,以立法形式確立了“內外資一致”原則,同時禁止強制技術轉讓,強化知識產權保護,為外資企業提供了法律層面的確定性。進一步優化外商投資環境,加大吸引外商投資力度,保障外資企業參與政府采購活動、支持外資企業平等參與標準制定,確保外資企業平等享受支持政策,進一步提振了外商投資信心。2017年至2024年,全國外資準入負面清單由93條縮減至29條,制造業領域外資準入限制全面取消。2024年,中國相繼擴大增值電信、醫療等領域開放試點,服務業外資準入不斷放開。實施《2025年穩外資行動方案》,釋放了進一步對外開放的積極信號,同時積極開展外商投資促進工作,切實解決外資企業關切的問題。

    營造公平競爭市場環境。2022年,中國出臺關于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意見,明確提出要全面清理歧視外資企業和外地企業、實行地方保護的各類優惠政策。2024年6月中國國務院發布《公平競爭審查條例》,明確要求政策措施未經批準不得含有影響生產經營成本的內容,包括不得給予特定經營者稅收優惠、特殊的財政獎勵或補貼以及在要素獲取、行政事業性收費、政府性基金、社會保險費等方面優惠。中國政府持續開展特殊的財政獎勵或補貼等相關優惠政策的清理工作,加快形成與國際規則接軌的制度,促進社會經濟高質量發展。

    在稅收領域公平對待內外資企業。近年來,中國有序推進稅制改革工作,加快落實稅收法定原則,優化完善稅制結構,更好發揮稅收在推動高質量發展、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內外資企業稅收“一視同仁”。對境內所有企業,不區分所有制,執行統一稅法、適用同樣稅率。符合條件的外商投資企業和項目均可按規定享受相關稅收優惠支持政策。

    ——進口和國產貨物“一視同仁”。根據世界貿易組織有關規則及國內有關法律法規,中國對進口貨物征收一定關稅。除此之外,為體現稅負公平原則,還在進口環節征收增值稅、對部分消費品征收消費稅,其中增值稅可在后續交易鏈條中予以抵扣,稅負層層向下游轉嫁。對于國產產品,則在生產、流通等各環節征收增值稅,對部分消費品在生產、流通中的部分環節征收消費稅。進口和國產貨物征收范圍和適用稅率完全一致,不存在任何“歧視”。中國、歐盟、日本、韓國等多個經濟體均實行流轉稅制度,在進口環節征收增值稅或消費稅,這既符合稅制原理,也符合國際規則,是相關國家通行的常規做法。美國未實施流轉稅制,以銷售稅等直接稅為主,直接向交易鏈條最終端的消費者征收,進口商自然無需繳納。這樣的差異是因各國稅制不同形成的,并不意味著中、歐、日、韓等對進口貨物征收了額外的“歧視性”“域外”稅收,更不應以此為由對相關國家商品加征額外關稅。

    ——中外公民個人所得稅“一視同仁”。對外籍人員在本國境內工作取得的收入征收個人所得稅屬于國際慣例。根據中國個人所得稅法,居民個人需就境內外所得繳稅,非居民個人僅就境內所得繳稅。區分居民和非居民的標準為在中國境內是否有住所,或者無住所而一個納稅年度在中國境內居住的天數是否滿183天,而非是否為中國國籍。同時,中國對外籍個人給予了有關津補貼免稅等支持政策。

    積極推動數字貿易發展。在全國設立12個國家數字服務出口基地,出臺支持基地創新發展的政策措施。2015年至今,先后在全國范圍設立了165個跨境電子商務綜合試驗區,覆蓋31個省份,實現產業數字化和貿易數字化融合發展。中國依法管理互聯網,歡迎遵守中國法律法規和提供安全、可靠的產品和服務的各國互聯網企業來中國發展。2024年,中國發布關于數字貿易改革創新發展的意見,進一步推動數字貿易制度型開放,包括放開數字領域市場準入、促進和規范數據跨境流動和打造數字貿易高水平開放平臺等。在數據跨境流動領域,2024年中國結合數據出境安全管理工作實際,頒布《促進和規范數據跨境流動規定》,進一步優化數據跨境流動監管環境,并授權自由貿易試驗區可自行制定數據跨境流動負面清單。天津、上海、北京自由貿易試驗區率先試點“數據跨境流動負面清單”,明確受限數據邊界,降低企業合規成本,提高政策可預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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