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學術職業整體水平亟待提高

　　在以學術為重的環境下，大學教授不再是大學的雇員，而是大學本身。

　　美國卡內基教學促進基金會主席歐內斯特·博耶（Ernest Boyer）曾有一句名言：學術職業是高等教育機構的“心臟”。

　　而我國學術職業人的整體質量和水平，與高等教育發達國家相比還有很大差距。我國大學教師的“職業精神和對職業規范、規律的認知還處于較低水平，需要重新建構”。

　　“學術職業”這一概念，在英語世界里已有近70年歷史，在我國則還稱得上是個“新鮮詞”。英語國家學者將“學術職業（Academic Profession）”簡要定義為“大學教師所從事的職業”。

　　影響我國學術職業發生變革的驅動力有哪些？與國際相比較，我國的學術職業呈現出哪些特征？

　　就上述問題，“學術職業國際合作項目——中國研究”負責人、華中科技大學教育科學研究院教授沈紅接受了記者的專訪。

　　沈紅的研究發現，在院校、學科和個人三個層面存在著深層次矛盾，是全球范圍內影響學術職業發生變革的主要驅動力。

　　對此，沈紅給出了進一步解釋。比如在院校層面，院校對自治權限的需求與自身治理能力的不足，使自治成為一把“雙刃劍”；在學科層面，學術本身存在著保守性，然而知識卻在不斷地創新，同時，學科具有系統性但市場則是靈活的；在個人層面，教學和科研之間存在著張力，注重教師個人發展還是將更多的時間用于學生發展，兩者也難以平衡。如此這些，都使得學術職業發生變革。

　　對于我國而言，沈紅認為，近些年學術職業變革的強大推動力，無疑是由高等教育擴張引發的。“規模的大擴張，如同洪水般地沖擊、拍打著高等教育體系。盡管由于我在國外的感受深刻，因此對中國高等教育的擴張一直持正面評價，但不能不說，這種擴張引發了高等教育多方面的變革，學術職業變革正在其內。”沈紅說。

　　大眾化是起因，它所引發的一系列其他力量，則同時作用于我國學術職業。在沈紅看來，高等教育的規模擴張，同時促成了對保證教育質量的強烈要求，“既要規模，又要水平”。由此，也在客觀上推動了一股“評價的力量”。

　　“在大學評價中，最重要的評價，自然是對教師所從事的學術職業的評價。”沈紅說，“重規模”和“重評價”的結合，共同增強了行政力量的力度，而規模、評價和行政三者，對我國的學術職業變革產生了重大影響。

　　變革之中，我國學術職業呈現出哪些特征？通過國際調查項目，沈紅研究團隊對此進行了深入分析。

　　從學術職業人的從業資格來看，與國際相比較，在接受調查的人員中，我國擁有博士學位的大學教師的比例偏低。參與國際調查的19個高等教育系統，擁有博士學位的大學教師比例均值為56%，而我國相應比例僅為25%，位列倒數第二。

　　這一結論，似與公眾目前對于大學教師職業的直觀感知不符。沈紅強調，調查采樣中包含了58所地方高校，同時，數據截止于2007年秋。因此，在總體上肯定是“沖淡了”博士學位擁有者的教師比例。

　　年齡結構方面，我國學術職業人偏于年輕。接受調查者中,有近70%的大學教師處于40歲及其以下的年齡。除去中國，國際調查項目的其他18個高等教育系統中，40歲以下教師的比例均值為36%。

　　我國學術職業人的周工作時間，平均為40.2小時，排在19個被調查系統的第13位，而國際均值為43小時。沈紅同時指出，總體平均會掩蓋個體差異，比如“985工程”高校正教授的周工作時間就長達56.5小時。

　　科研合作方面，我國大學教師與國外同行進行合作的比例只有10%，位列19個調查系統的末位。從研究價值取向來看，有51%的中國大學教師強調“以商業化/技術轉讓為目的”的研究，19個調查系統中，具有上述研究價值取向的教師比例均值為20%。

　　沈紅表示，評價上對成果數量和成果類型的導向，對大學教師的科研表現有著直接影響。我國學術職業人發表文章的數量較高，但是，經同行評議后才獲得發表的論文的比例僅為27%。與此形成對照，香港的對應比例為75%。除此，我國大學教師普遍不重視發表會議論文，報刊發文數也很少。

　　對此，沈紅指出，這些數據再次說明，影響學術職業變革的力量中，學術職業評價的因素不容小覷。

　　在多年的研究中，沈紅給出了“學術職業”這一概念在中文語境下的定義：具有“以學術為生，以學術為業，學術的存在和發展使從業者得以生存和發展”特征的職業。

　　通過多國比較，沈紅認為，我國學術職業人的整體質量和水平，與高等教育發達國家相比還有很大差距。她認為，我國大學教師的“職業精神和對職業規范、規律的認知還處于較低水平，需要重新建構”。同時，“中國學術職業的管理方式和權力分配，使得學術職業本身內缺激勵性動力，外缺制度性條件”。

　　采訪中，沈紅引述了一則發生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經典故事：1952年的一天，哥倫比亞大學全校教授為新到任的校長舉行歡迎晚會。新校長對到場的“雇員”們表示感謝，一位物理學資深教授卻發言道：“先生：教授們并不是哥倫比亞大學的‘雇員’，教授們就是哥倫比亞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