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俠：如何評價科研投入回報

最新出版的美國《科學家》雜志發表長篇文章，討論科學研究投資的回報率問題。文章指出，雖然精確地計算回報率非常困難，但是為了增強公眾和政府投資科研的決心，繼續追加科研投資，努力構建經濟回報衡量標準是很有必要的（《科學網》2007年7月17日）。筆者手上正好有一篇類似的文章——《R&D與經濟增長——警告性的想法》，作者是William A .Niskanen。結合這兩篇文章，筆者認為，有兩個問題需要深思：其一，科研投入一定能夠帶來經濟增長嗎？其二，科研投入的回報一定要是經濟學意義上的回報嗎？
 
先說第一個問題，當前科研投入回報的預設基礎是有問題的。我們想當然地把科研活動簡單地等同于一種經濟行為，由此，自然聯想到投入與產出的合理推論。問題是，科研活動與市場的經濟活動是有很大區別的。可以把科研活動分為4個測度階段，即直接產出、中間產出、最終階段前產出和最終產出，這里僅就直接產出進行一些分析。它包括書面產出，如論文、ZL等，其他產出包括提出的重要改進方法、向下游擴散的新觀念等，總體聲譽中的獲獎等。然而我們怎樣把這些產出轉換成經濟指標呢？一個向下游擴散的新觀念值多少錢？一項榮譽又有多少經濟學價值？顯然這些指標都不可精確測度，因此，用簡單的經濟學的投入—產出模式來衡量科研活動的回報存在嚴重弊端，這種做法嚴重地閹割了科研活動的價值。既然如此，那么我們為何還要如此熱衷于強調這個虛假的預設模式？其實這是一個博弈雙方尋找借口和安慰的最好結合帶。
 
目前，公眾和科技共同體都愿意接受的一個理論預設是“F．培根——W．布什”模型，即培根鏈條，其大意是：對于提供一個適當的基礎研究水平來說，政府資助是必須的；為基礎研究提供科學基金對先進技術的產生也是必需的；而先進技術又被視為是經濟增長的主要原因。從遠角度著眼，這種認識可能沒有大的錯誤，但是對于一個短時段評估來說，這種認識至少沒有經過嚴格檢驗。短期來看，大多技術創新是基于其他相關的技術進步，與近期基礎研究的進步沒有多少關系。據研究，政府R&D投入與生產率的增長之間至少要有20～30年的滯后期才能體現出來，換言之，這根鏈條存在斷裂，從基礎研究到先進技術沒有直接的通道，而從先進技術到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的測度也非常困難，并沒有十分明顯的證據與測量手段的支持。而目前經濟學上的技術進步貢獻率大多采用剩余法，即除去傳統的資本、人力貢獻之后，剩余的增長部分被安在科技進步的頭上。這點基礎并不牢靠。相反，如果短期內投入科技的R&D過多是否會影響整個經濟的增長率呢？這也存在疑問。
 
之所以科技界與公眾都相信科技投入與回報的預設，進而要求加大對科技投入，這一方面是當代科技發展的現狀決定的，認為科研活動是昂貴的；另一方面，公眾以及政策制定者都抱有一種經濟賭博的心理，期望這個預設能夠實現，即以小的科技投入換來巨大的經濟產出，從而實現政治的、經濟的以及軍事和民生的目的，這種信念大多是從歷史回顧中總結出來的。但通過上面的分析可以知道，這個預設或者所謂的“培根鏈”是存在問題的。
 
那么回到第二個問題，如何看待科技投入的回報呢？筆者認為，科技活動的回報應該是多元的，既要重視明確的經濟回報，還要重視無形的精神的回報價值，對于二者很難說誰的意義更大。相比而言，后者在市場經濟時代被嚴重忽視了，試問人類花巨額經費探測木星的衛星狀況有什么現實的經濟意義？至少短期內沒有任何經濟意義，然而這項研究大大拓展了人類的視野，人類對世界加深了解的價值有時是無法用經濟指標來衡量的。同時，通過科技活動，也極大地改造與塑造了我們的文化內核，這就是人類文明的基礎。對于準公共物品的科學來說，這點尤為珍貴。
 
我們對于科研活動投入的回報預期應該避免兩種投機心理：一種是急功近利的經濟賭博心理，另一種是目光短淺的吝嗇心態。正是這兩種心理作用，決定了基礎研究的地位在中國一直不穩定，因此有理由追問：在科研投入的回報上，我們能否給人類的想象留一點空間？
 
（作者為中南大學教授）